錞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

阅读: 5647次  日期:2009-7-1    

 
姓名:陆斐蕾
学科专业:音乐学
研究方向:音乐考古曰
指导教师:王子初研究员
 
中文摘要
 
     錞于是我国古代流行于春秋至汉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周礼》、《国语》等古代文献对此有所记述。迄今出土的錞于已有150多件,遍及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云南等地。层出不穷的錞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錞于的起源、族属、分期、功能属性等问题至今仍存在很大分歧。
     2000年山东洛庄汉墓、2005年无锡鸿山越国墓、2006年陕西韩城梁带村等地,又出土了一批錞于。这些考古新发现成为本文重要的研究契机,也为进一步认识錞于这种中国青铜时代的特殊乐器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本文从錞于的出土概况谈起,结合文物本身与史籍文献、考古发掘报告,对其形制、纹饰、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功能属性逐一进行分析。丰富的新资料,使本文得以大大补充了除巴蜀地区以外的齐鲁、吴越地区的錞于研究,并得出东周至汉代的錞于至少存在着中原、吴越和巴蜀三个文化区系的新观点。
关键词: 錞于;打击乐器;地域文化;音乐文化
 
目   录(略)
正文: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外。曾侯乙编钟的深入研究,弥补先秦音乐史记载中的不足,同时开拓了中国音乐考古学青铜乐器研究的新领域。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对于不具备构成乐音音列性能的非旋律青铜乐器①,仍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周礼.地官》“鼓人”篇介绍了各类鼓有相应的仪式功能,而“以金錞和鼓”,“金镯节鼓”。这里的“錞”,指的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打击乐器。郑玄注:“錞,
錞于也。圆如碓头,与鼓相合。大上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合。”②考古资料表明,錞于最早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两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属性与独立的时代含义。文献记载、实际测音表明其为不定音高的非旋律乐器。虽不能与作为乐悬、具有卓越旋律性能的编钟、编馨相提并论,但在古代社会音乐生活中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于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导致人们对錞于概念不清,多与钲(丁宁)、铎、饶等器物相互混淆。例如,徐景安《乐书》认为錞于是“内悬子铃铜舌”的一种器物,此说为《太平御览》沿用③。又如,明代王沂《三才图会》所绘錞于为口上顶下倒挂的形制。④数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⑤仍未提出一个科学、准确的錞于概念⑥。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文博事业飞速发展,錞于出土数量与日俱增。陕西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均有发现。由于大批文物经科学发掘而得,故出土地点明确,时代清晰,为人们认识錞于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出现了如徐仲舒、熊传薪、傅举有、刘建国、李衍垣、林奇、邓辉等学者的专题研究文论。他们围绕着錞于的起源、分期分型、族属、流布等问题,多方面、多视角地展开了讨论。近年来,又有李纯一、王子初、陈四海、杨帆等学者从音乐考古学的视角,对錞于进行新的阐释。这些学者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拟在大量新出土的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迄今发现的150件錞于认真梳理,着重对其形制、族属、用途等方面,作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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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器可分为旋律乐器和非旋律乐器。非旋律乐器是指不具有明确的音高和一定音阶性能的乐器。
②孙治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M〕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864.
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11:160.
④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n:829.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2.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錞于”:“击奏体鸣乐器。中国古代打击乐器。铜制。錞和盂是西周以来盛水的铜制器皿。(作为乐器的錞和作为容器的錞并不是同一器物。作为容器的錞实则为“錞于”。) 錞于作为乐器使用,在春秋时代出现于中原地区,(江苏安徽、山东均有出土),在军队中用以号令士兵。晋吴两国皆有錞于(不全面,其他方国也有),举行仪礼时,錞于与鼓同时并用……”
 
 
   
     一、古人对錞于的认识
     有关錞于的记载,最早的有《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①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辫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矗鼓鼓军事,以馨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饶止鼓,以金铎通鼓。’,②又有《国语·吴语》曰:‘,(吴)王乃秉袍,亲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却以振旅,其声动天地。’,③《国语·晋语》云:“大罪伐之,小罪惮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擏其民也。’,④《淮南子·兵略训》也有:“两军相当,鼓錞相望”之说⑤。另外也常常能见到类似“玉律调钟,金錞节鼓”,⑥“集灵撞玉磐,和鼓奏金錞’,⑦的诗句。
     錞于实物的发现,在史书里也有记载。例如,北宋洪迈《容斋续笔》记录了长阳与慈利地区出土过錞于⑧;((南齐书·祥瑞志》记有四川地区发现一件錞于⑨;《周书》解斯征传记述自蜀地所得錞于,仍“芒筒符之,其声极清”。⑩
      也有一些文献中附有錞于的图像,图片多数为线描和照片。如宋代《宣和博古图》“、《考古图》‘2,清代的《西清古鉴》‘3,近代的《商周彝器通考》“。其中,《博古图》第26卷著录有19件錞于,分别为:虎龙錞、山纹錞、圆花錞、繁马錞、龟鱼錞、鱼錞裤、双鱼錞、凤錞,以及虎纽錞有7件,尬錞4件。《考古图》著录有桥纽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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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后文所说金錞、金镯、金饶、金铎。
②孙治让.周礼正义[M]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898,902一903.
③左丘明.国语·吴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08.
④左丘明.国语·晋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98.
⑤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子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5:495.
⑥欧阳询著,汪绍楹编校.艺文类聚一百卷〔Mj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⑦元棋.代曲江老人白韵刀孙海通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1.
⑧洪迈.容斋续笔〔M〕卷十一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萧子显.南齐书[M〕卷十八志十.北京:中华书局,1972:362一363.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蟹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澈若龙吟,求之积岁,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錞于,蠺人以为神物,奉祠之。”
⑧令狐德菜.周书[M〕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432.
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抨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征乃取以合乐焉。
11‘黄展校订.宣和博古图录〔M〕.亦政堂重修宝古堂本.王辅〔出版社不详」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
12泊如斋重修考古图[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3梁思正撰.西清古鉴[M〕.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92,12.
14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j.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
 
 
于2件。《西清古鉴》辑有素錞2件、虎纽錞2件;《商周彝器通考》有虎纽錞于2件等。这几本著作均侧重于对传世錞于的著录和图示。
     二、錞于的研究
     1949年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蒸蒸日上,錞于在各地不断有所发现:
     1962年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发现一件錞于;1962年2月贵州省松桃出土5件虎纽錞于;1972年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群2号墓出土了一件虎纽錞于;1977年,湖北建始二台子发现首例双虎纽錞于;1978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中出土两件錞于;同年,同省的临淄大武乡汉初齐王墓三号随葬器物坑出土了一件錞于;1981年,湖北株归天登堡战国墓出土了一件虎纽錞于;1984年、1985年分别在江苏丹徒的北山顶和王家山两处各出土了錞于3件;1985年7月,在河南邓县禹山庙村农民取土时发现了一件虎纽錞于,伴出的还有一盘汉代石磨;1986年在湖北通山太平庄出土了一件錞于;1989年,万县甘宁出土了一件虎纽錞于……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錞于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3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蹒跚起步”
      1937年,赵世忠在《华西学报》上发表的《记錞于》①,是最早有关錞于研究的专论。四川万县发现的一件錞于,引起了赵氏的注意。他在文中对古今文献中关于錞于的著录作了概述。只是当时出土的资料还比较少,有关錞于的很多问题,一时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至60年代,蔡季襄以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中拣选出的部分珍贵文物为研究对象,发表了《介绍几件从废铜中拣选出来的重要文物》一文②。文中对刻有特殊图案的錞于作了相应描述和推测。胡悦谦《安徽省宿县出土的两件铜乐器》③一文简要介绍了宿县出土的錞于和钲,指出宿县这两件铜乐器为春秋时器。这个重要的判断为学术界所认可。1972年,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及涪陵县文化馆在涪陵小田溪清理和发掘了3座战国墓葬。其中的2号墓,除出土了巴文铜器之外,还出土了虎纽錞于和铜钲各一件。这是关于錞于的一次重要发现。因其为科学发掘所得,突破了以往的錞于资料均是征集所得或来自著录的局面。涪陵小田溪墓发掘以后,考古学家徐中舒发表了《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纽錞于》④一文,认为:“錞于为中原乐器,而虎纽錞于应为巴人之物。其来源仍是中原,这与巴族的历史传说及崇虎的风尚都密切相关。”将虎纽錞于视为巴族典型器物,使錞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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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世忠.记錞于[Jj.华西学报,1937,5.
②蔡季襄.介绍几件从废铜中拣选出来的重要文物〔J].文物,1960,3:75一76.
③胡悦谦.安徽省宿县出土的两件铜乐器仁J3.文物,1964,7:30一32.
④徐中舒.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纽錞于〔J〕.文物,1974,5:81一83.
 
 
       ()80年代的研究—“百家争鸣”
       20世纪80年代,一些考古新资料陆续公布。如陕西咸阳塔儿坡龙纽錞于,形制特殊,为出土的首例口径大于肩径的錞于①。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营国大墓中出土了2件圆首无盘錞于。经过专家鉴定,为春秋中期早段之器②。1987年,《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③简报介绍了出自该墓的三件大小成序、有纽无盘的錞于。翌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相继而出。北山顶出土的錞于被视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吴国錞于,最早的有盘虎纽錞于④。随着越来越多的錞于出土与资料的公布,錞于进一步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徐中舒、唐嘉弘的《錞于与铜鼓》⑤、熊传薪《我国古代錞于概论》⑥、傅举有《古代越族乐器》⑦、李衍垣《錞于述略》⑧、林奇、邓辉《錞于邹议》⑨、刘建国《试论錞于的类型和分期》⑩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徐中舒、唐嘉弘的《錞于与铜鼓》一文指出:“山东半岛一些地区似为錞于的重要原生地,其主人可能即为东夷。”他们认为錞于的传播路线应该是自东往西,“从北中国的黄河流域逐渐推衍,錞于传播到了南中国的长江流域。”这个观点受到许多学者认可,如罗勋章在《刘家店子春秋墓琐考》中也曾沿用。沂水刘家店子錞于的出土,为以徐中舒为代表的锌于东夷说提供了有力的物证。文中还认为錞于与铜鼓有承接关系,虎于为錞(敦)与盂的合成物。1981~1983年,熊传新陆续发表了《湖南出土的古代錞于综述》“、《我国古代錞于概论》、《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2、《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錞于》‘3等文。其中,收录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中的((我国古代錞于概论》一文,是这个时期国内第一次对虎于进行系统阐释的综合文章。文中收集了当时较为全面的出土资料,以解放后发现、出土的65件錞于为例,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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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不忠.陕西日报[N〕.198卜4一14.
②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R〕.文物,1984,9:1一10.
③江苏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Rj.文物,1987,12:24一37.
④江苏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R〕.东南文化,1988,3、4合刊.
⑤徐中舒,唐嘉弘. 錞于与铜鼓[J〕.社会科学研究,1980,5:17一20.
⑥熊传薪.我国古代錞于概论〔J」刀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6:80一89.
⑦傅举有.古代越族乐器〔J〕.民族研究,1983,5:75一79.
⑧李衍垣. 錞于述略[J].文物,1984,8:69一72.
⑨林奇,邓辉. 錞于邹议【J〕.江汉考古,1987,4:61一66.
⑧刘建国.试论錞于的类型和分期「J〕.文物研究,1989,9:135一143.
11熊传薪.湖南出土的古代錞于综述〔J〕.考古与文物,1981,4:36一42.
12熊传薪.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J〕.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文物出版社,1983,2.
13熊传薪.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錞于〔J〕.江汉考古,1983,2:38一42.
 
 
錞于的形制特征和分期、铸造、使用、演变等问题,并指出我国古代錞于的分布范围及其变化。傅举有的《古代越族乐器》一文,从纹饰、分布地区、出土地点、錞于的发生发展等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錞于为古代越族的乐器,錞于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錞于是从百越地区流传过去的。
      林奇、邓辉的《錞于诌议》,从錞于的器型特征及其用途、类型及分期分布、錞于的演变及其文化属性探讨几方面论述。可贵的是作者加入了对錞于的演奏方式、音响功能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盘的设置不但给人以美感,更使得悬挂部位与敲击部位分离;中空、壁薄的圆筒或椭圆形筒体,起着共鸣的作用。此文还指出敲击錞于的最佳位置,在鼓腹圆筒的下部,近口沿处,纠正了前人把錞于肩部作为敲击点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錞于最集中的地区,是湘、鄂、川、黔接壤地带,林、邓认为錞于为巴民族的遗物。
     刘建国在((试论錞于的类型和分期》一文中认为: 錞于的流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提出编錞于问题。他将錞于分了五期二型。刘氏指出: 錞于属于钟类乐器弧顶与平顶,宽体与窄体,大口与小口,厚重与单薄等称与不等称,设纽、置盘……这些形体上的不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应都与乐音的表现有关,并与钟的构造和发音原理有着若干相通之处。
     ()90年代至今—“柳暗花明”
     90年代以后,錞于研究略显滞缓,只在一些乐器综合性研究著作的个别章节中提及。如1996年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①第十三章、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②第六章。李氏指明錞于是一种击奏铜制钟体体鸣乐器,发音体是錞体而不是纽,只有体型的发展变化才具有根本性意义。他抛弃了以往学者以纽分型分式的做法,而以体型为主线,加之纽型、盘型和纹饰,重新将錞于分期。打破了以往仅从类型学角度分型分式的机械模式。
    《四川文物》1996年第2期,幸晓峰《四川境内出土或传世辟于述略》一文,梳理了四川境内出土或传世的14件錞于,从纹饰、时代、族属、用途、音乐性能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指出四川是我国古代青铜乐器錞于的集中地域之一。虎纽錞于源于古代巴族,作为族属重器和信物。虎纽錞于盘面纹饰丰富,涵义深刻。
      1997年,万全发《巴人与錞于》,提出辟于在巴人中间迅速发展的特殊原因。认可錞于由东向西,自北而南的传播说。在大多数学者认定虎纽錞于是巴族遗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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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8:337一353.
②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1巧一119.
 
 
下,也有人提出了异议。如赵小帆在《试论湘川黔边界地区出土的虎纽錞于的族属问题》①文中,他认为“巴人”有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蜒族才是虎纽錞于真正的主人。
2000年以来,錞于研究又一度引起学者注意,出现的文章有:2002年,曾翠屏《錞于的流变与巴楚文化的形成》—目前所见第一篇以辟于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以辟于主要在巴地、楚地的流变,探究巴楚文化形成的关系,所取角度较好。只是作者掌握的资料略显不足②,未能对錞于作出更为全面的认识;2004年,刘健婷((钟类乐器论略—以搏、錞于、镯、钮、饶为中心》③,运用了训话方法,对“錞”作了考证,并认为錞于很可能由生活器皿演变而成。作者对于錞于的流传认识有失偏颇;2005年,陈四海、赵玲《试论巴人乐器—錞于》④,从音乐学角度,论述了其形制、传播及其使用情况、演奏方法。2006年,杨帆《三峡宜昌地区音乐文物錞于研究》⑤锁定宜昌出土的13批16件錞于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宜昌出土錞于的文化背景。
      综上所述,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的众多学者利用资源优势,均对本地区地出土的錞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关注。学者们的目光逐渐汇聚到錞于的起源、族属、分期分型、流布这几个具体问题上。只是,他们的研究基本集中于虎纽錞于,对其它形制的錞于、乃至对錞于这种乐器的全面认识尚嫌不足。这主要还是由于出土的錞于资料不如今天丰富;近年有关錞于的考古新发现,使本文有可能对錞于这种古老的乐器作出更为全面的认识。
 
①赵小帆.试论湘川黔边界地区出土的虎纽錞于的族属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95,2. :54一58.
②尤其是四川、山东、江浙地区。
③刘健婷.钟类乐器论略—以搏、錞于、镯、钮、饶为中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3:122一129
④陈四海,赵玲.试论巴人乐器—錞于「J」.音乐探索,2005,4:3一n.
⑥杨帆.三峡宜昌地区音乐文物錞于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2006,4:17一19.
 
                                                第一节錞于的出土和时代
     本文统计,迄今出土的錞于已有150件。这些錞于的分布区域甚广,最集中的地区有今湘西、鄂西和川东地区。其次,是今江浙地区。再次,为今山东的齐鲁地区。其它如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等地均有发现。湘西、鄂西、川东地区出土的錞于,时代上集中于战国两汉时期,以虎纽錞于居多。江浙地区出土的錞于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以桥纽錞于居多。山东出土的錞于2件属于春秋时期,5件出于汉代,所出均为圆首无盘式錞于。
       一、出土地域概况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出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完整的錞于资料。《大系》所收錞于达109件,编者提供了每一件錞于的名称、时代、藏地藏号、考古资料、形制纹饰和文献要目等重要内容。该书收录錞于分别为:湖北卷34件、湖南卷26件、四川卷14件、江苏卷9件、北京卷10件、山东卷6件、上海卷4件、陕西卷2件、河南卷2件、甘肃卷1件、天津卷1件。加上笔者所收集到的近年来出土的其他资料,列表如下:
       表1出土錞于数量统计表
*此处未包括收录于该卷的安徽宿县錞于,从材质上看,这些錞于主要可分为青铜錞于、原始瓷(或陶) 錞于两大类。
      ()青铜錞于
      1、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出土的錞于,有沂水刘家店子2件、临淄西汉齐王墓1件、洛庄汉墓1件。除这3个墓葬出土之外,尚有据传潍坊出土的虎纽錞于、临沂后明坡錞于、曲阜孔府藏錞于各1件。其中春秋中期2件,战国无,汉代5件。潍坊出土的虎纽錞于年代属于西汉;临沂后明坡錞于年代为汉。曲阜孔府藏有一件錞于年代为东汉。
      沂水刘家店子錞于(春秋中期):1978年出土于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出土时置于撑室以北器物库中。同出的乐器还有编搏、钲、石磐及青铜礼器、兵器等。共出2件,造型基本一致,腔体为长筒形,横断面为椭圆形,圆首,无盘,束腰,于口稍外扩。顶部无盘,有绚索状环纽。通体素面无纹。通高49厘米。
     临淄齐王墓錞于(西汉初期):1978年于临淄大武乡窝托村汉初齐王墓三号随葬器物坑出土。共存器物有兵器仪仗和1件铜钗。保存完好,青铜质。横断面为椭圆形,圆首,束腰筒形,上大下小,于口稍外扩。顶部无盘,饰环形纽。通体素面无纹。通高为50厘米,重量为5.3千克。
     据传潍坊出土的虎钮錞于(西汉):山东省博物馆。传潍坊出土,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保存较好,器完好,通体呈铁黑色,有光泽。錞于肩部外鼓,肩以下圆曲内收,下体竖直。上有盘,盘沿外侈,盘中虎钮作卷尾锯伏形。通高43.7厘米,重量5.4千克。
      临沂后明坡出土錞于(汉):临沂市博物馆。1972年临沂县岔河乡后明坡庄村民张希亮送存。保存较好,器完整,氧化层较厚,通体绿锈覆盖,有小残孔。肩部外鼓,肩以下圆曲内收,束腰,底口微外扩。肩上有盘,盘沿极低微,盘中置圈形钮。器表腰部刻有云纹和蟠龙纹,余部素面无纹。通高32厘米,重量3千克。
      曲阜孔府藏錞于(东汉):孔府旧藏,现藏于曲阜孔子博物院。器青铜质。保存完好。器身作膨肩、束腰、下直口的椭圆筒状。器顶平展呈盘形,盘边较宽,盘内置立虎形钮,为演奏时吊挂之用。立虎长尾上卷,身饰有鳞纹,头部有一勾形角。器身通体素面,无其它纹饰。通高49厘米,重量7.67千克。
      新资料:1999年6月,山东济南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村北发现了一座大型汉墓,经过1999年到20似年底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工作,共在墓室和墓道周围发现陪葬坑和祭祀坑36座,是目前发现的汉代诸侯王陵中最大者之一。陪葬坑共出各种文物达2000余件,其中乐器达149件,多于曾侯乙墓。14号乐器坑出土青铜乐器錞于、钲、铜铃各一件。还原发现,三者悬挂于同一木架之上。这对进一步认识汉代早期的“乐队”组成,无疑极为重要。錞于通高约70厘米,为该墓中最大的一件青铜乐器,弧顶、束腰圆筒形,顶部无盘,顶上正中铸环纽。底口稍外扩,设内折沿。腔体下部饰一笔句勒的阳线鹰纹,图案富有生趣。根据出土的封泥,该墓年代推断为公元前186年。
 
      不难发现,山东当地出土5件青铜錞于,皆为环纽錞于。其时代主要为汉代,少量为春秋。另外,洛庄汉墓錞于与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临淄齐王墓所出錞于形制几乎完全一致。洛庄一带,于东周一度属齐,据齐都临淄仅有数十千米。汉初属济南国。这些錞于出土地望相近,造型相同,应该是当地所出,体现的是齐地风格。①据此分析,另外的2件虎纽錞于,很可能是流传至山东的异地器物。
                      
      2、江苏、安徽地区
      这个地区出土青铜錞于有江苏丹徒北山顶3件、丹徒王家山3件;安徽地区宿县、寿县、阜阳各1件。从时代上看,春秋中期1件、春秋晚期6件,战国3件。江苏月一徒北山顶錞于(春秋晚期):共3件。1984年出土于丹徒县大港北山顶春秋晚期吴国贵族墓葬。同出乐器有编纽钟、丁宁1件及悬鼓环、石俘头。3件錞于大小相次,造型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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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子初.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J].中国历史文物,2002,4:10
 
 
致。浅盘,束腰,平口,肩大口小。纽作虎形,虎身饰曲折纹,长尾上卷。口上部有三道凸起的绳索纹,下边二道,上边一道,中饰变体云雷纹。腰下部两侧各有一由8条小龙构成的图形。三器盘内纹饰分别为变体云雷纹、三角形云雷纹、由十字形蝶纹带分成四份,内饰变体云雷纹。
      江苏丹徒王家山錞于(春秋末期):共3件。1985年出土于丹徒县谏壁镇东南的王家山一座东周墓。该墓还出土有勾耀等乐器及铸有乐舞图纹的铜盘。錞于为圆首无盘式。三件錞于大小相次,均弧顶无盘,虎纽,圆突肩,斜弧腹渐内收,近口处稍外侈。器体上部向前倾斜,具有不对称的特征。腰间另置一兽形纽。三器纹饰亦同:虎纽饰雷纹,顶部纹饰分为三圈,内圈饰云纹,外两圈为三角云纹。在正面肩腹间突出处饰一浅浮雕人面纹。下腹与人面纹相对处有一方框,内饰4组变体云纹。以人面纹和方框为中线,两侧各有三列凸起的螺旋纹,并以三角云纹,其下饰鸟纹和变体云纹。
 
     安徽宿县錞于(春秋中期):1962年发现于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器形古朴,腹扁圆形,束腰。直立盘,盘内两侧有方形穿。制作较为粗糙,口缘不齐,下腹有四破孔,通体素面。通高32厘米。安徽寿县錞于(春秋晚期):1955年在安徽寿县蔡侯墓发掘出土了一件錞于,呈椭圆筒形,素面,有纽,通高约46厘米。蔡侯墓随葬品丰富,同出有乐器编钟等。
      安徽阜阳虎纽錞于(春秋战国):1975年7月出土于安徽阜阳涡阳龙山。盘径小于肩径。突肩,细腰,口部外侈,双面合范铸造。盘内中央塑一较清瘦的立虎纽,虎纽较小且低于盘沿。錞于前后腹部对称的两个团花状大涡纹,足部饰两道凸弦纹。通高41厘米,椭圆形盘。时代可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安徽地区出土的錞于,在时代上看,集中于春秋至战国;较其它地区发现的錞于为早。值得注意的是,阜阳出土的虎纽錞于与寿县、北山顶錞于均为直立盘沿。并且与宿县錞于及重庆环纽錞于形制基本一致。直立沿盘可能为吴地錞于一个重要特征。江苏丹徒王家山錞于形制独特,其螺旋纹、篆间、鼓部的小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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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玉彬.安徽阜阳出土东周虎纽錞于〔J].收藏,2006,10:95
这些都与钟、搏类似。故李纯一称这是一组“钟搏化的编錞。”①圈首无盘的特征则与山东出土的齐錞于相似,值得进一步研究。
 
 
      3、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地区
      湖南、湖北两省是全国錞于出土最多之处,其次是四川。湖南的沉水流域,即湘西的淑浦、龙山、沪溪、慈利、常德、大庸、桃江、石门、靖州、安化等地;湖北的清江(古称“夷水”)流域,如株归、长阳、松滋、恩施、建始、咸丰、利川、巴东,都有大量錞于出土。川东也有不少錞于出土,主要出自涪陵、万县、云阳、奉节、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地。
      湖北通山太平庄錞于(春秋晚期):1986年出土于通山县芳林镇太平庄。保存完好。以青铜合范铸成。通高45.2厘米。器身呈圆角方筒状。盘内置一桥形纽,盘边外侈,上模铸蟠尬纹。胸周饰4个对称的涡纹,鼓部有2个涡纹且外周以角云纹构成团花纹。底口外缘饰一周夔龙纹带,风格古朴精致。
     湖北建始反洼坡錞于(春秋):1983年出土于建始县高坪区青花乡石柱河二台地反洼坡。錞于出土地为耕地活土层,山坡高陡,无墓葬迹象。该器盘边残缺过半,肩被利器凿一小圆孔,余大部完整。通高33.3厘米。盘边较窄,盘中立一桥形纽,纽饰羽叶纹。器身为素面。重3.8千克。
     湖北利川忠路錞于(战国):1972年出土于利川市忠路镇。基本完整。通高53.5厘米。灰黄色,不见铸缝。盘中立虎为纽,虎纽有简单纹饰。盘内阴刻巴族图纹:人面纹、双鱼纹和船形纹,船上桅杆耸立,划船者动态可掬。錞于底口沿内折为唇,唇断面呈长方形。重12.5千克。
      湖北长阳千渔坪大錞于(战国):1964年发现于长阳县鸭子口区千渔坪。保存完好。形制特大,铸造略粗糙。通高80.5厘米。盘边外侈,虎纽立于盘中。虎体硕健,张口露齿,头部肥大,四肢作前撑后蹲欲扑势;虎尾上翘,项背饰条斑纹。重45千克。
      湖北株归天灯堡錞于(战国):1981年出土于株归县城归州镇天灯堡一战国墓,同出乐器有虎头雨扁钟、钮。肩部有一锈蚀孔,底口有一裂纹。器壁厚0.3、通高44.0厘米。虎纽已与盘断离,虎张口露齿,作欲扑势。虎臀、月甲各有一涡纹。重4.7千克。
       湖南淑浦县大江口镇錞于(战国):1980年出土于淑浦县大江口维尼纶厂战国土坑墓,出土了扁钟、铜钲、錞于各1件,出土时与扁钟、铜钮同置于一铜盆内。根据此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如铜盆、楚式绳纹折唇高领圈底陶罐和陶豆等判断,其时代属战国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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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J」.文物出版社,1996,8:340
 
 
      湖南桃江杨家湾錞于(战国):1986年4月出土于桃江县大栗港乡旋溪坝村杨家湾组的稻田中。据调查,出土地点无其他古文化遗物、遗迹。形制纹饰出土时顶部被犁头碰破,虎纽也脱落,今修复。铜质。器横断面呈椭圆形,中空。肩部隆起作圆鼓状,腹壁直削,底口平齐。肩上设侈口平盘,盘底中部铸虎纽。虎纽两侧盘内饰船纹,余部均为素面。
     湖南沪溪大阪流錞于(战国):2件。1956年7月出土于沪溪县潭溪镇大阪流村大吉坳山坡上的水井边,同时伴出的还有钮10件、扁钟6件。两器铜质,合范铸造,造型相同。器身呈圆角方筒体,圆凸肩,束腰,腹壁直削,底口平齐,口部有内折沿。顶盘也为圆角方形,侈口平底,正中置桥形纽。盘底、桥纽两端饰云纹,腰部两面各饰一个涡纹,漩涡周围饰一圈云雷纹。底部口沿饰一周云雷纹带。
      湖南石门太子坡錞于(战国):1986年出土于石门县易家渡太子坡村。形制纹饰保存基本完整,虎纽尾巴残缺,今修复。铜质,颜色呈深绿。器横断面呈椭圆形,中空。肩部隆起作圆鼓状,腹壁直削,底口平齐。肩上设侈口平盘,盘底中部铸虎纽。虎纽上饰云纹,余部均为素面。
       湖南常德錞于(西汉):1956年由省文管会从常德征集而来,1958年移交省博物馆收藏。顶盘缺纽,盘口边沿残缺,青铜质。器身横断面呈椭圆形,肩部圆凸,腹壁斜直,中空。顶盘平底,平沿,中部铸一虎纽,虎纽左侧刻一两手前伸的侧面人像,人像后刻鱼纹及三角云纹,右侧刻船形图案。
      四川涪陵小田溪錞于(战国):197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群2号墓。青铜质,有锈蚀。保存基本完好,錞体上有小残孔。通高47.0厘米。椭圆锥筒形,突肩,上阔下缩,底口平直。侈口,中央立虎纽。虎纽造型生动,昂首,微伏,方口,贴耳,尾略翘起后下垂,拖于盘沿,末端上卷。体侧有通体铸缝,虎纽铸焊。虎纽首、体饰云雷纹,虎颈饰三角纹。体素面。
      四川万县甘宁虎纽錞于(战国):1989年7月,万县甘宁乡村民在甘宁乡西侧山地溪沟旁发现。同出有一件四环纽悬盖。錞于青铜质,有光泽,保存完好通高68.0厘米。椭圆筒形,形体高大,突肩,上阔下缩,足口平直。盘面侈口,虎立中央。虎纽造型生动逼真。盘面绕虎纽一周阴刻图符5组9幅。虎首下方饰人纹,虎体一侧饰建鼓、茅旗船形纹及鱼纹,鱼纹上方刻有巴蜀符号。虎体另一侧夔龙纹,侧上方花瓣纹,虎尾处手臂纹、花蒂纹。重30千克。
      四川奉节青龙包虎纽錞于(西汉):1989年3月奉节县梅魁乡周泽双于当地青龙包挖出。青铜质。保存基本完好,虎尾缺失,足略残。通高50.5厘米。椭筒形,体狭长,突肩,上阔下缩,于口平直。盘面侈口,中央立虎纽。体合范铸,虎纽足下有长方座,铸焊于錞面。虎首平伸,方口,虎腹下沉,四肢前倾后弓。虎首、体饰六边形连纹3排,颈部一圈突箍。盘面绕虎纽阴刻图符4幅。虎首下方为人面纹,虎体一侧鲤鱼纹,虎尾下方五株钱纹,虎体另一侧望船纹,船体尾部上方为八格方框纹,似楼船船舱。器重16.4千克。
      四川地区出土14件錞于,除了重庆环钮(春秋战国)、成都小环钮錞于(明器)、奉节青龙包錞于(汉代)之外,n件均是出自战国。四川境内出土的錞于常与扁钟、钮伴出,有的出土于墓葬,有的出土于大石缝或山地里。涪陵小田溪出土錞于、万县甘宁虎纽錞于为战国晚期錞于代表。
      贵州松桃县出土錞于(西汉):1962年2月出土于贵州苗族自治县。共出土虎纽錞于5件(l件残损过甚,未能保存),另外还有残钮l件、残雨钟l件。7724号錞于盘口宽平沿外折,盘径与肩径接近。盘内有弦纹方框。通体无纹饰;7726号錞于器身修长,盘口狭平沿,盘内阴刻重菱形四瓣花和篆书印章,印章可能为补刻。盘面径小于肩径。7727号錞于略显矮胖,保存较好。盘径小于肩径。盘内有鱼、船、五株钱和耕犁纹饰;7725号形状与7727号相似,盘沿残。盘内有钱纹。通体无纹饰。松桃四件錞于可分为早晚两组。7724、7726号属战国时期;7727、7725属于西汉中期以后。
       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吉首錞于(汉):1981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县万溶江公社一社员一处窖藏,出土錞于4件、铜壶1件。属于东汉遗物。錞于可分为二型:第一型,通高46厘米。虎纽,体型粗短,昂首,双耳竖伸,长尾上卷。一器顶盘虎纽两侧饰有鱼纹,前饰方形纹,后饰网纹。第二型,通高42厘米。虎纽瘦长,头平伸,双耳贴头,虎身有简易纹饰,长尾上卷。两型器身均为直筒状,盘微侈。①1983年3月,吉首河溪公社岩排大队后头溪生产队社员又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铜器8件,包括锌于2件、铜壶1件、铜洗2件、铜釜3件。一件铜洗底部内侧铸有隶书“阳嘉三年朱提造作”字样,“阳嘉三年”即公元134年,故出土器物为东汉顺帝时期器。吉首与古代的“巴子国”毗邻,属于五溪地域范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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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时九.湘西吉首出土錞于〔JI.文物,1984,11:75.
② 林时九.湘西吉首出土东汉窖藏铜器[J」刀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岳麓书院出版社,1986:264,272.
 
 
      湖南石门俄公山錞于(东汉):1976年4月,石门县磨岗隘乡俄公岩村农民在海拔903.8米的俄公山垦荒时挖出。出土时,器横卧窖中,头朝东平放,离地表深35.0厘米。保存基本完整,虎纽尾部稍残。青铜质。顶盘及器身横断面呈椭圆形,肩部圆凸,腹壁斜直,中空。顶盘宽沿外侈,平底,中部铸虎纽。虎纽左侧铸鱼纹,右侧铸船纹,前后铸东汉晚期的货币剪轮五株。
     湖南龙山向家坡錞于(东汉):马纽。1975年于龙山县白羊乡红星村挖出。器埋于地下深约46.0厘米处,下雨时此地有水流经过。1975年5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派人征收入藏。保存大致完整,肩部一面残破。青铜质。器身高大厚重,顶盘及器身横断面呈椭圆形,肩部圆凸,腹壁斜直,中空。顶盘宽沿外侈,平底,盘中部铸略下蹲的战马一匹,马口内有衔,背负鞍荐。通体素面。
      湖北建始二台子双虎纽錞于(东汉):1977年出土于建始县景阳区革坦乡二台子。二虎均通高55.5厘米。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盘较深,唇沿稍宽,盘底略凸,饰弦纹一周。纽作双虎,并立于方格之中。虎体修长,作奔跑状;张口露牙,唇齿分明;尾粗壮,尾端上卷;足无爪趾,颈系项圈,双耳紧贴。两虎间距2.0厘米,中有一环,吊痕明显。錞于通体素面,仅盘、纽有简单的刻划纹,如草叶纹、弦纹等;左虎前腿部刻有船形纹饰。重12.5千克。
       湘西双虎纽錞于(东汉):1980年从湖南日杂废旧公司征集而来,据传这批包括錞于在内的废铜来自湘西地区。原器残,大部修复。青铜质。器身修长,横断面呈椭圆形。肩部圆鼓,腹壁斜直,中空。肩上置顶盘侈口,平底。盘内中部铸并列双虎为纽,双虎间有一铜梁相连,铜梁上有活动的圆形悬环。虎纽上饰云纹,余部素面无纹,该地区的錞于时代稍晚,春秋时期錞于仅湖北2件,其余均为战国錞于和汉代錞于。该地区为虎钮錞于集中出土地区,形制以虎纽、椭圆直筒为典型。另外鄂西地区出土的錞于形体较大,通高多在55一70厘米。如湖北长阳千渔坪出土錞于。湖南、贵州出土的錞于形体偏小些。通高多在40~55在厘米。
      4、陕西地区
       陕西咸阳塔儿坡錞于(战国) 錞于口部残,龙纽、平盘、圆肩、束腰。口比盘、肩大。肩、口两边均饰三角纹,中腰饰变形夔纹。这件婷于的形制比较罕见。纽上的龙形弯腰、尾上卷,张口,曲颈反转,下愕与腹背相连。龙首和龙尾卷曲对称,龙体阳雕双翼,阴刻鳞纹。四爪两两相并,被铸于平盘中心。通高69.6
厘米,重约19.0千克。
      陕西博物馆藏安康錞于(战国): 錞于器形较完整,惟口部略残。椭圆形盘,盘顶塑一尊张口吐舌,清瘦昂立的长尾虎,虎身及头部有几道鳞纹。肩部外鼓,束腰,腰以下呈直筒状,口呈椭圆形。通高19.2厘米。
     新资料:陕西韩城梁带村发现大型两周墓群,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墓中出土了一套组合完整的乐器,包括:擎鼓、建鼓、编钟、编磐、錞于、枉(句耀)。錞于出自其中的27号春秋墓。该墓呈“中”字形墓,一棺二椁,有南北两条墓道,在填土中发现近20件玉器,还有百余串由玛瑙、陶珠和海贝组成的串饰、青铜兵器,大量的青铜车马器和漆器等,在墓主的胸部和腰部出土了20余件黄金制品,金器制作之精美,造型之生动前所未见,其中剑鞘的制作风格、纹饰为两周时期首次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韩城梁代村27号墓出土錞于为国首无盘式,与先前陕西出土的另外3件錞于形制不同,而接近于山东地区錞于。
      陕西出土的3件錞于,形制各异。有口径大于肩径的龙纽錞于,有虎纽錞于,还有与山东地区出土的囿首无盘式相似的錞于。这很难说哪一种就一定是该地方的特色。是不是文化交流的结果?陕西时代最早的是韩城梁带村錞于,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的都同属于最早的一批錞于。这些地区的錞于时代究竟谁最早,还难以论定。不过圈首无盘式錞于以山东出现居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该地区錞于的地方特点;而在陕西还是个孤证。故说其来自山东地区似乎更合理些。
 
       ()原始瓷錞于
       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郑州商代遗址和黄破盘龙城遗址的商代中期墓葬中均出有原始瓷器。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大体上有两种,以屯溪出土为例,一种胎呈白色,火候较低,吸水性较强,釉多为姜黄绿色,釉层易于脱落,击之无清脆之声;另一种胎质呈灰白色,火候较高,无吸水性釉多为青灰色,釉层薄而均匀,胎釉结合紧密,击之有铿锵之声。从数量上说,前者占大多数,这表明当时烧制原始瓷器的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①原始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改进,它渐渐代替陶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器。
      浙江海盐黄家山錞于2件(26、27号):两器一大一小,原始瓷质。虎形纽,两肩微鼓,顶面在纽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顶面、筒体上部及鼓部皆有“C”纹。
      黄家山出土的原始瓷器的胎制、色泽和同出器物风格特征,可以推断其为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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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M]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新资料:浙江长兴原始瓷錞于6件:2003年年末出土于浙江古城长兴鼻子山一座战国大型越国墓。经考古人员发掘,墓葬北侧的器物坑内有近50件仿青铜器的原始瓷乐器重见天日,其中包括南钟、钮钟、錞于、罄、铃等6种。①2003年3月~2005年6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无锡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考古队,在无锡鸿山开发区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7座,出土共计2000余件随葬器物,有精美成套的青瓷礼器、乐器和玉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锡鸿山墓地的丘承墩为特大型墓葬,此墓出土原始瓷錞于10件。这些錞于胎色灰白,外施黄绿色釉,浅盘,环形纽,鼓肩,直腹,平于,纽两侧各有一小孔,鼓部刻划出郭长方形,内填戳印的“C”形纹,近于一周饰戳印的“C”形纹。②在该墓同出土的玉器上,尽管有少量纹饰保留春秋晚期特征,但绝大多数玉器的造型和纹饰都呈现战国早期的特征。因此,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年代,根据长江下游土墩墓的分期,可定为战国早期;即越国最强盛的越王勾践时期。
  
       无锡鸿山丘承墩出土原始瓷錞于及伴出的原始瓷质的雨钟、勾耀、錞于、铃形器,从形制和纹饰来看,都与浙江海盐所出原始瓷乐器如出一辙。
      另外,上海博物院也藏有一件春秋时代的原始瓷錞于。从上述资料可知,原始瓷錞于主要出自浙江一带,这个地区是我国古代越族居住集中地区。越族有着一个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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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R〕.文物,2006,
该报告主要介绍特大型墓葬丘承墩。
 
 
系统,号称“百越”。越,亦称为粤、零、戊。文献记载的越有于越、杨越、匝越、东越、东欧、闽越、骆越、干越、南越、越章、越常(裳)、越害等,而百越中文化最发达的显然是于越。在青铜锌于、原是瓷錞于之外,还有硬纹陶錞于。该类錞于发现数量不多,多见于浙江一带,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墓也出土了一部分。其与原始瓷锌于在明器的社会功能上无大差异,不再详述。
      从时间上看,明器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大量的青铜錞于的明器出土于战国时期的越地,正与当时社会现状相吻合。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下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带来了财富配置的改变。部分贵族没落了,但仍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排场,所以出现了大批明器陪葬。虽然,作为明器的乐器是专为随葬而作,不能用于实际演奏。但如此大规模且有着特定的集中地区现象,仍不能忽视。这种现象出现在越地,反映了越国贵族对中原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追求。辟于这类器物在越文化中的地位如同编钟一样重要,这一点可以从越地所出与钟不相上下的錞于数量的现象上可以窥见。
      在以上所介绍的錞于主要出土区域外,尚有河南邓县禹庙錞于、郑州虎纽錞于;甘肃径川王母宫錞于,以及天津、北京、上海博物馆藏辟于的基本情况,均可参见所附錞于出土一览表,故在此不再赘述。
      1972年初~1974年初,在长沙东郊发掘了马王堆3号汉墓。3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垂相、软侯利苍(马王堆2号汉墓墓主)和其夫人辛追(马王堆1号汉墓墓主)的儿子。此墓为一座大型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撑墓,随葬品包括有T形帛画、帛书、简犊、兵器、漆器、丝织品、木俑、竹简、音乐文物等共计1000余件,为研究汉代的音乐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所出的一枚乐简上书有:“击屯(錞)于、饶、铎各一人。”这支乐简不仅记载了当时这种乐器的使用,还反映了当时与辟于组合使用的,还有饶、铎等乐器的情况。研究表明,这支乐简的时代为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提出,历史的研究,应由地下的与地上的史料相互印证,所谓“二重证据法’,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之后,饶宗颐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夕,把考古材料分为两部分。所谓的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马王堆3号汉墓有关錞于的乐简正属于这第三重证据。
      另外,还有一些前人未注意的补充资料,如湖南淑浦县大江口战国墓錞于。1980年湖南省淑浦县大江口维尼纶厂战国土坑墓,出土了扁钟、铜钮、錞于各1件。錞于出土时与扁钟、铜证同置于一铜盆内。根据此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如铜盆、楚式绳纹折唇高领圆底陶罐和陶豆等判断,其时代属战国无疑。从而为推断这些乐器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此物出土于墓葬,且有伴出器物。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些乐器的族属和时代。又如1983年6月,湖南石门县新关镇安乐村熊家岗挖掘出土的15件錞于。錞于分为4层置放,一至三层每层4件,每2件头尾紧贴平放;第4层3件,头尾穿插放置,铜洗覆盖其上。从出土情况看来,属于窖藏。在学术研究领域,新材料的出现往往会使人们重新思考己经司空见惯的现象和相关的历史疑案。这些层出不穷的錞于新资料,为我们研究錞于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使我们可以更能清晰、全面地认识锌于的真实面貌,可以纠正以往的错误,以更接近錞于的器物和本质。錞于研究可以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时代特征
      上述目前所见錞于,从时代上看,其上限为春秋中期,下限为东汉。
      ()春秋錞于
      春秋时期出土的錞于主要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錞于(春秋中期)、安徽宿县錞于(春秋中期)、陕西韩城梁带村錞于(春秋中期)、安徽寿县錞于(春秋晚期)、湖北通山太平庄錞于(春秋晚期)、湖北建始反洼坡錞于(春秋)、江苏丹徒北山顶錞于(春秋晚期)、江苏丹徒王家山錞于(春秋末期)、广东连平县錞于(春秋晚期)。
      这些錞于主要出土于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湖北广东6省。錞于基本出自墓葬。形制可分为圆首无盘式和平顶有盘式两种。造型相对单一,呈上大下小的圆筒状,束腰、底口微外侈。有盘的多为直立盘式。纹饰以云雷纹、涡纹为主,且饰于器身和底口。纽式有桥纽(环纽)、虎纽两种。
      ()战国錞于
      战国出土的錞于主要有:浙江海盐县黄家山原始瓷錞于(战国早期)、无锡鸿山原始瓷錞于(战国早期)、陕西咸阳塔儿坡錞于(战国)、陕西博物馆藏安康錞于(战国)、湖北利川忠路錞于(战国)、湖北长阳千渔坪大錞于(战国)、湖北秘归下马台錞于(战国)、湖北株归天灯堡錞于(战国)、湖南淑浦县大江口镇錞于(战国)、湖南桃江杨家湾錞于(战国)、湖南沪溪大破流錞于(战国)、湖南石门太子坡錞于(战国)、四川涪陵小田溪錞于(战国晚期)、四力}黔江 虎纽錞于(战国)。
      目前出土的战国錞于数量占总出土数量的绝大多数。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陕西省均有出土。尤其是鄂西、湘西、川东、黔东、江浙地区。錞于从春秋发展到战国,已进入成熟阶段,而且流布较广。虎纽錞于高频率出现,与使用该乐器的民族的信仰、审美密切相关。形制方面:较之春秋时期的錞于,战国时期錞于显出高、瘦的特点。椭方形錞体逐渐消失,大量的圆椎筒形錞于出现。
      底口由外侈向内敛过渡,并出现内唇,即内折沿;工艺上愈渐精细化发展。盘中的纹饰及虎纽的铸造都显示了这点。种类多样化,出现龙纽、桥纽、虎纽、马纽并存。
      战国时期,原始瓷錞于大量出土于越地。原始瓷制作仿铜礼器、乐器作为随葬品,是越国文化的一大特色。陕西咸阳出土龙纽錞于,形制特殊。为首例底口径大于肩径的錞于。陕西咸阳为目前出土錞于的最北端。迄今为止尚发现仅此一例。陕西在战国时期属秦,而巴蜀一直是秦、楚相争的地域。陕西出土的錞于,很可能是巴地流传过去的。
      ()汉代錞于
      汉代出土的錞于主要有: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錞于(西汉初期)、湖南石门县虎纽錞于(西汉)、湖南常德錞于(西汉)、四川奉节青龙包虎纽錞于(西汉)、贵州松桃县出土錞于(西汉)、河南禹山庙虎纽錞于(西汉)、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吉首錞于(汉)、湖南石门俄公山錞于(东汉)、湖南龙山向家坡錞于(东汉)、湖北建始二台子双虎纽錞于(东汉)、湘西双虎纽錞于(东汉)……
     可见,汉代以湖南出土錞于最多,山东河南贵州、湖南、四川地区也有出土。这些錞于纽制丰富,虎纽、双虎纽、马纽(仅湖南出土两件)、兽纽、环钮并存;至于巴人的虎纽錞于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形制也有所不同:
     其一,战国至西汉时期。此时的錞于形体高大厚重、肩部圆鼓、腹壁较直。盘内和辟体多为素面无饰。战国晚期的錞于,形体仍高大厚重,但是铸造精致,肩部圆凸,接近平盘。虎身有纹饰,线条流畅。涪陵小田溪、万县甘宁乡錞于为战国晚期錞于典型器。
     其二,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此时的錞于,形体单薄、矮小、虎纽造型粗劣,盘内常常铸有五钱纹饰,常见与铜壶伴出。四川出土的虎纽錞于与湘西、鄂西、黔东不同。巴人的活动与虎纽錞于的变化有关。以巴子流入五溪为分界点,巴人前后铸造的虎纽錞于是不同的。另外,此时的錞于多出自窖藏,少有墓葬出土。这可能与錞于在当时与社会功用有关。
     综上所述,錞于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中国青铜乐器,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主要的分布地区为山东、江苏和安徽地区。可见,时代偏早的錞于集中于中国东部。其中,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陕西韩城出土的錞于为春秋中期阶段,江苏丹徒北山顶和王家山錞于稍晚,为春秋晚期之器。
      战国至汉,錞于大量出现于长江流域,如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尤其集中于长江中游的湘、鄂、渝、黔地区。川东地区出土的錞于时代多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至于鄂西和湘西北地区出土的錞于,其时代偏晚,已多为东汉时期器。
      从形制上看,桥纽錞于春秋中期已出现,时代较早;虎纽錞于稍晚,大致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大量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江浙一带出土了大批青瓷錞于仿制品,这是越国文化的一大特色。錞于的产生与发展,时、空上均呈动态发展,从春秋、战国至汉代,有一个流变过程。这个流变过程也是与春秋战国至汉,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关系。诸侯争霸,民族迁徙,社会动荡,也可以从錞于这一古老的青铜打击乐器的流变过程中得到真切的反映。
 
 
 
 
                                                    第二节形制与纹饰
      一、形制
      錞于外形独特,基本呈椭圆筒形①,上阔下窄,宽肩窄腰。肩上设一盘。盘中通常立有一纽,纽式多样。东汉郑玄形容辟于“圆如碓头”。《说文》解释为“碓,春也,圆大上小下”。碓,指春米柞,一端大一端小的圆棒。錞于的形体构造附着了时代和地域信息。《博古图》第二十六卷著录19件錞于,分别为:虎龙錞、山纹錞、圆花錞、繁马錞、龟鱼錞、鱼錞、双鱼錞、凤錞。另有虎纽錞7件。旭錞有4件。《考古图》著录2件桥纽錞于。《西清古鉴》中有素錞2件、虎纽錞2件。这些名称,有的以錞于的主要纹饰而命名,有的以纽部特征命名。有一些錞于造型,并未见到过实物。例如龟鱼錞、凤錞等。
      ()錞于各部位的定名
      錞于,简称錞,文献中也作“淳”,《周礼.春官.小师》陆德明《释文》:“錞,音淳,本或作淳”。《说文》:“,大钟、淳于之属”;马王堆汉墓乐简中作“屯”。关于錞于自身各部位的名称,一些古籍如《博古图》、《西清古鉴》多处提到錞于“纽”部,但未见其它部位名称。近代学者李纯一首先给錞于各部分定名为:纽、盘、肩、腰、口,从上至下分为顶部、征部、鼓部(如图17)。本文也基本沿用此法。其它的定名方法有,熊传薪《我国古代錞于概论》中定名为:纽、盘、肩(头)、腰、隧(择②)、口(如图18);邓辉《虎纽錞于用途初探》中定名为:纽、盘、肩、隧、雨口等,借用了编钟的部位名称。编钟所谓的“隧”,是指钟体在铸成以后,在其内部因调音锉磨成条状凹陷的构造;“甫”为钟体上方的圆柱体把。与錞于明显有别。錞于采用“隧”、“雨口”之名值得斟酌。
      有人将錞于直立的盘(例如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錞于、丹徒北山顶錞于)称之为圈足,笔者也认为不妥。圈足是为了增强器物稳定性而设的底部,而不是首部。故直立盘不等同于圈足,也不能以“圈足”之名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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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有少数为椭方形。
②孙贻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M〕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3259一3260.
“尧氏为钟,两栗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钮,钮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甫,雨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镰谓之隧。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钮。以其证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
 
      ()錞于的纽式
     纽是錞于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悬挂。纽的造型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客观上也为其断代提供了依据。通过纽,可以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审美情趣,也能探知其民族的习俗与信仰。《博古图》、《西清古鉴》等古籍涉及到的纽式有:无纽、桥纽、马纽、虎纽、凤纽等等。这些纽式大多与现今出土的錞于基本一致。此外,出土錞于的纽尚有:双虎纽、龙纽、神兽纽等,其中以虎纽錞于最为常见,湘、鄂、渝、黔出土的錞于基本上都是虎纽。然而对于錞于的纽式命名,目前尚有不同意见。文本主张可将錞于的纽式初步分为以下2种类型。
      l、几何形
      几何形纽指以几何形状为主体造型的纽。目前出土的几何形纽主要有桥形纽、环形纽两种。过去学者把湖北通山太平庄錞于、湖北建始反洼坡錞于、湖南沪溪大破流錞于、湖南靖州錞于、上海博物馆藏的蟠龙纹錞于和兽纹錞于、故宫博物院藏直纹錞于的纽式称为“桥纽”;而将山东沂水刘家店子錞于、临淄齐王墓錞于、临沂后明坡錞于、洛庄汉墓錞于、四川环纽錞于、成都环纽小錞于、重庆环钮錞于的纽式归于“环纽”一类。对于桥纽、环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笔者在观察了众多实物资料后,认为除成都环纽小錞于与山东临沂后明坡两件錞于的环纽,弧度接近整圆外,其余几乎都接近方形或短弧形。环纽(半环纽)、桥纽实则都可归入一类,可以几何形纽命名。所以笔者提出几何形纽,既包括前人所说的桥纽、环纽、半环纽以及带纹饰但主体仍然为几何形的纽,今后如有其他几何形纽亦可归于此类。如江西修水曾家山錞于,纽作拱腰双头蛇形,器身呈圆棱四方形状,束腰状,与((博古图》中“山纹錞”、“图花錞”,被称为“以尬为纽”。也有学者将此种纽式归于“兽纽錞于”类。笔者认为,这仅是在桥纽的主体上的加工装饰,也可以归于桥纽类,属于几何形纽式。桥纽两端除了小兽装饰外,尚有其他纹饰装饰。例如带云纹的有:湖南大阪流錞于、上海博物馆藏兽纹錞于、重庆环钮錞于;端饰有羽纹的有湖北建始反洼坡錞于等。几何形纽式的錞于时代较早,多见于春秋战国。汉代有个别出土。
        2、兽形
       (1)虎纽(双虎纽)
      虎纽是所有錞于中的大宗,且集中出现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接壤地区,江苏、广东也有分布。江苏、广东出土的錞于要比前一地区出土的虎纽錞于时段早,如江苏丹徒北山顶、丹徒王家山錞于,时代为春秋晚期;湘、鄂、川、黔地区的虎纽錞于时代约从战国中期开始至东汉时期。虎纽的姿态各异,体形有大有小,有肥有瘦。铸造也有精良、粗糙之分。有些纽上还附带弦纹、波纹、S纹、云纹等纹饰装饰。有学者观察细微,从虎纽这一细部出发,结合铸造工艺(阴刻和铸造),将之断代,可分为两期。双虎纽錞于全国仅出了2件,时代为汉。一件为1977年出土于湖北建始县二台子,一件现藏于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
        (2)其他兽纽(马纽、龙纽、蛙纽)
      《博古图》、《南齐书。始兴王鉴传》分别记有一件马纽錞于,但实物早己散失。目前国内仅见马纽錞于2件,均出土于湖南。即1975年出土的龙山向家坡马纽錞于和1953年湖南省文管会从长沙市第九中学征集而来的马纽船鱼纹錞于。龙山向家坡马纽錞于高大厚重,顶盘及器身横断面呈椭圆形,肩部圆凸,腹壁斜直,中空。顶盘宽沿外侈,平底,盘中部铸略下蹲的战马一匹,马口内有衔,背负鞍荐。通体素面;马纽船鱼纹錞于为省博物馆收藏。其马纽缺尾,顶盘口沿及底部口沿修复,器身有小破洞。青铜质。器身略显修长,横断面呈椭圆形,肩部圆凸,腹壁斜直。肩上置侈口平底盘,盘中部铸一嘴内含衔、背负安荐的奔马作纽。盘底,马纽左侧铸鱼纹,右侧铸船形图案。两器时代均为东汉。
        龙纽錞于仅出土陕西咸阳塔儿坡一件。形制特殊,口径大于肩径。周身饰变体夔纹,肩部、口部饰有三角纹。
        蛙纽錞于为刘体智旧藏,蛙纽与北流型铜鼓蛙纽相似,錞于应为西汉晚期至东汉。神兽摔于为甘肃出土的一件錞于,纽如双翼的狮子。
纽的时代特征:春秋中期至晚期,流行几何形纽。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纽式丰富,几何形纽与兽形纽并存。战国晚期到汉,虎纽为最常见的纽式,并出现双虎虎钮和马钮。
      ()
      根据盘式,可以将錞于分为无盘、直立盘和外侈盘3种类型。
       1、无盘(即圈首)
       迄今出土的无盘的錞于共8件,包括:山东沂水刘家店子2件(春秋中期)、山东临淄齐王墓1件(西汉)、山东洛庄汉墓1件(西汉初期)、江苏丹徒王家山3件(春秋晚期)、陕西韩城梁代村1件(春秋中期)。可以看出,无盘錞于主要出自我国山东地区,时代主要集中于春秋、西汉两个时期。
       2、直立盘
       这种盘式由肩向上直立突起,沿短。有学者误称之为“圈足”。目前出土的直立盘婷于共7件,包括:安徽宿县錞于(春秋中期)、安徽寿县蔡侯墓錞于(春秋晚期)、丹徒北山顶錞于3件(春秋晚期)、广东连平县錞于(春秋晚期)、陕西咸阳塔儿坡錞于(战国早期)。可见,直立盘錞于多分布在安徽、江苏、广东地区,时代多集中于春秋、战国。
        3、外侈盘
       此种盘式由肩向上直立突起,并外侈。属于这类的錞于很多:四川、鄂西和湘西北出土錞于大多为外侈盘类型,如:重庆环钮錞于、涪陵小田溪錞于、成都虎纽錞于、黔江虎纽錞于、万县甘宁虎纽錞于、奉节青龙包虎纽錞于。外侈型盘中有一种盘边部不但外侈,甚至外翻。属于此类的有贵州松桃錞于、湖南龙山錞于……这种盘沿主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汉代。
       (四)肩、腰、口
       錞于的腔体肩、腰、口,一气呵成。其肩的变化较为细微。錞于在春秋时期的束腰,战国中期以后,腰线逐渐上提。錞于的口部在春秋时期微微外侈,战国晚期至汉代,逐渐过渡为与肩径持平的直口与内敛的收口。
      二、纹饰
      在錞于的纽、盘、肩、口部,一般饰有丰富的纹饰。这些纹饰常与錞于的功用或其文化属性有关。例如,有些錞于的盘内刻的船纹上面有建鼓、茅旗图案,这显然与战争相关;有些錞于的盘内刻有人面纹、船鱼纹、手心纹、涡纹……这些被视为巴人图文,体现了其鲜明的民族属性。然而,錞于的纹饰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抽象或具象、简练或繁复的纹饰,其背后的意义远不止表面的几道刻痕那么简单。纹饰的变化规律和时代差异也是青铜器分期断代的一个依据。
      (一)錞体纹饰
     1、圆涡纹
     目前出土的錞于资料表明,圆涡纹出现在婷体主要始于战国时期,主要饰于錞于鼓部,少数饰于肩部与虎纽的纽部。饰于鼓部的涡纹饰意义不同于其他部位纹饰。圆涡纹,又称火纹(图2一3)。圆圈内加饰四条方向相同的曲线,犹如水的涡流一般,故称圆涡纹。也有学者认为曲线表示火焰,整个纹饰代表太阳,故又称火纹。((考工记》也有云:“火以图”。这种纹饰早在湖北境内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纺轮上就有出现,商代已十分普遍,且多出现于食器的腹部①。青铜錞于器身也多见。《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山纹錞和圆花錞,以及出土和发现的湖南沪溪大破流錞于(战国)、安徽阜阳錞于(战国)(图2一4)、重庆环钮錞于(图2一5)、上海兽纹桥纽錞于(战国中晚期)、株归天登堡錞于(战国)、湖北恩施白沙村錞于(战国)等,都在錞体鼓部饰有涡纹。另外,湖北通山太平庄的肩部、腰下亦都饰圆涡纹。甚至一些虎纽錞的虎纽上也有涡纹。
       2、素面
      许多錞于通体素面。如沂水刘家店子、临淄齐王墓、潍坊虎纽、安徽宿县、南京博物院藏虎纽錞于(战国)、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虎纽錞于(战国晚期)、故宫博物院(战国晚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虎纽錞于(西汉)等。
      一些錞于的錞体素面,但其盘内有纹饰或铭文。如:南京博物院藏S纹虎纽錞于(战国)、南京博物院藏水波纹虎纽錞于(战国)、上海博物馆藏“五乙”、“三乙”錞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4件虎纽錞于(汉),四川除了重庆环纽锌于外,余下均錞体无饰。另外还有长阳千渔坪(战国)、湖北建始二台子(东汉)、湖南桃江杨家湾(战国)、湖南石门太子坡錞于(战国)、淑浦大江口镇(战国)、湖南石门虎纽錞于等(汉)。可见,通体素面的錞于在春秋时期己经出现,錞于形制多样。安徽山东、江
 
①     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M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30.
 
苏、浙江等地均有所见。至战国中晚期开始大量出现盘内有纹饰、筒体素面的婷錞于;主要分布于湘、鄂、川、黔地区。
       3、(勾连)云雷纹、夔纹
      云雷纹是最常见的几何纹饰之一,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①如江苏丹徒北山顶、上海兽纹桥纽錞于、四川重庆环钮錞于、湖南沪溪大阪流錞于(2件)、湖南株洲虎纽錞于、湖南靖州桥纽錞于、广东连平县虎纽錞于等。其中北山顶与连平錞于的肩部、口部饰有勾连云雷纹,呈上下呼应关系。
还有夔纹。夔纹是殷墟仅次于兽面纹的一种重要纹饰。《说文》曰:“夔纹……如龙一足。”湖北通山太平庄桥纽錞于口部即饰有此种纹饰。陕西咸阳塔儿坡婷錞于中腰有变形夔纹。
       4、三角纹(蕉叶纹)
     《博古图》中的“周山纹婷”,所饰即为此种纹饰。在许多錞于口部纹饰与肩部纹饰是呼应的。如咸阳塔儿坡龙纽搏于,其肩部为倒三角纹,口部是正三角纹。相似的还有广东连平县出土的虎纽錞于。
      5、竖棱纹(瓦棱纹)
      竖棱纹,指连续的竖直线条组成的纹饰。这种纹饰最早见于殷虚青铜器第三期早段的铜解盖和腹部(GM907:11),郭家庄M160:172的凤鸟卤盖、腹部。②故宫博物院所藏1件传世直纹桥纽錞于,春秋时期器。直立盘,筒体向下渐收,口部微侈。器身饰竖棱纹。
      6、C形纹(S形纹)
      C形纹,包括一正一反的2个C形纹合, , 成的S形纹。这类纹饰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殊性。以浙江海, 盐黄家山、江苏无锡鸿山丘承墩为例,这两个墓出土了成, 套的原始瓷乐器, ,包括甫钟、勾耀、錞于、圆钟,皆以“C”纹为饰。錞于顶面、筒体上部及鼓部皆饰有“C”字构成的各种纹饰。
      (二)盘内纹饰
       从战国晚期开始,錞于的纹饰从錞体开始转移至盘内。湘西、鄂西、川东、黔东战国时期的錞于最为明显,反映了该地区出土錞于的重要族属特点。除其“虎纽”这第一大特征以外,盘内,在纽的四周还常常出现多组符号纹饰。如人面纹、花蒂纹(手心纹)、船鱼纹、梭纹等。对这些纹饰,徐仲舒认为这些“巴文”既不合于是古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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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30
②     岳洪彬.殷虚青铜礼器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6,5.
 
 
是纹饰或符号。以王家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种纹饰属于象形文字,称之为“巴蜀图语”,意为图像的语言。熊传薪在《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錞于》①文中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古代的巴蜀在初期发展阶段是没有文字的。随着与中原文化的频繁接触,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文字.湖南常德M59、M25和长沙出土的两件铜戈,上有表意的方块字。并且在铜戈上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图案符号。那么,说明了古代巴蜀在春秋时期开始有了文字,图案符号和文字一起出现说明了这些图案符号不是文字,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②
      1、人面纹
      人面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椎髻人头。这种纹饰多出现于虎纽錞于的盘内,正对于虎头之下。椎髻发式实际不是单一个民族的发式,但依照文献和现在存在的少数民族习俗来看,很可能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发式。《蜀王本纪》谓蜀人:“推结、左枉,。③《南齐书·蛮传》亦言:“蛮俗衣布徒铣,推髻,或剪发”。④熊传薪《湘西出土的古代錞于》认为人首图案,应与祭祀有关。第一,“椎髻”这种发型流行于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古代的巴人正属于《史记》中的西南夷一部分。并且战国时期直到被灭,巴蜀仍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用人祭祀时奴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以王家山錞于为代表,饰于筒体侧面的人面纹饰。广西的羊角编钟上也曾出现此种人面纹饰。北京大学孙华推测这种纹饰与“太一”兵神有关。⑤
      2、船鱼纹
     鱼纹出现很早,仰韶半坡彩陶上就有所见。鱼在中国语言中常常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錞于盘内鱼纹的出现频率也极高,是否也是制造者对氏族子孙“瓜贬绵绵”的祝福? 錞于盘内船、鱼纹的组合流行于战国至东汉时期。以四川出土的14件錞于为例,其中盘内均饰有船鱼纹的占总数的一半。
      錞于盘内的鱼纹、船纹可分抽象和具象两种。鱼纹均为侧面,背上用短斜线表示鱼鳍,以斜线或是波浪线表示鱼鳞,有甚者还用曲线表示鱼须。船纹也为侧面,以简练的直线表示船头、船身及船尾。有的还附有桨稽和船篷。
     
 
①熊传薪.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錞于〔J〕.江汉考古,1983,2:41.
②徐中舒.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纽錞于[J].文物,1974,5:81.
③丛书集成续编第二十七【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④萧子显.南齐书〔M〕卷五十八列传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2:1007.
⑤孙华.丹徒王家山錞于试析〔J」.文物天地,1998,6.
 
       有学者认为这些图案符号,是后世巴人对先民习俗生活的追溯反映。文献记有巴氏子务相因乘土船而独浮被立为察君的故事。巴人又有船棺葬的传统。而傅举有将錞于上出现的船鱼纹及水波、蛇纹都认定与越人的水上生活有关。王家裕、李复华《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船的图像有几种,这表明了当时水上交通是十分发达的。船上又立有鸟状神树,说明船与巴蜒人有密切的关联。
      3、钱纹
      钱纹一般象征着财富。錞于盘内出现的主要的钱纹有五株、货泉两种。五株是西汉时期所铸的钱,货泉为王莽时期所铸。专家往往能够以“五抹”和“货泉”字形的细微不同来判断器物所处的年代。《两轩彝器图录》著录有货泉纹筹于。松桃地区出的5件錞于也有五株纹,类似的婷于还有湖南龙山招头寨婷于、荆州博物馆有五株钱纹錞于。
      除上述纹饰之外,錞于盘内尚有手心纹、梭纹、十字纹……这些神秘纹饰的背后有多深远的蕴涵,现在还无法一言道尽,更多的论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丰富的资料表明,錞于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春秋时期多为通体素面。战国时期流行的纹饰有云雷、蟠夔、漩涡、勾连云雷纹。纹饰位于錞于的鼓部和口部战国晚期至东汉,纹饰的位置在纽下四周的盘上,西汉中期以前为镌刻,中期以后为铸造。人是美的创造者,纹饰的变化体现了人的审美追求,纹饰的内容指向社会观念、文化形态的变迁。錞于的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铸造工艺、使用錞于民族的生活习性和意识形态。从风格各异的纹饰特征,能看到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第三节功用与演奏
     一、功用
     ()军事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錞于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一种军旅中作号令使用的器物,常常与鼓、钲、铎结合使用。
     《国语·吴语》记录了春秋晚期黄池盟会前,(吴)王“秉袍,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的情景。《国语·晋语》又云:“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擏其民也。”这些文献资料向我们暗示了錞于作为军乐器的功能属性和使用组合情况。《宣和博古图》言及錞于道:“……由是以成矣。有所谓錞于者,则作乐时,击为节检,若晋鼓鼓人所职,不必合于律吕者也。”“不必合于律吕”亦指明了錞于的非定音乐器的属性。
     从出土錞于的几个墓葬看,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了錞于、钮、铃钟、甫钟、搏、磐,另有礼器和兵器;四川涪陵小田溪2号墓出土器物有生活用具、兵器和乐器三类,乐器包括錞于、钮、扁钟;湖南沪溪大坡流錞于出土于湖南沪溪县潭溪镇大破流村大吉坳山坡上的水井边,同时伴出的还有证10件、扁钟6件;湖南淑浦县大江口镇的战国墓位于湖南省维尼纶厂一山坡上,墓室随葬有铎、钟、铜盆及陶罐、陶豆等物。出土时,錞于与铎、钟、铜盆一起,置于墓室北端的中部。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出土的原始瓷錞于内放置了与其相配的证。铎、钮、扁钟,都是古代的军乐器。錞于与之同出,可见其也应相类的乐器属性,应用于军旅之中。战争引起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民族文化的剧烈冲突,但文化又在冲突中加速交换,加速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频繁的争霸战争促进了作为军乐器的錞于的广泛传播。
      ()祭祀
      1、窖藏
      在鄂西、川东、湘西一带,如宜都、宜昌、长阳、株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涪陵、黔江、彭水等地,出土的上百件錞于大部分都属于窖藏,且都出土于山顶、山坡或者山麓、江河之畔。在三峡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窖藏錞于,重庆师范大学杨华对这里的40余个“窖藏坑”进行了专门研究。从发现的窖藏坑有确切地点的情况来看,有的出自于山岗、山坡,有的出自于洞穴、野丘,也有的出自于江、河岸边。这些窖藏坑中青铜器以乐器为主,次为日常生活用具和兵器,主要器物有錞于、编钟、钲、釜、盆、壶、盘、洗、、钺、戈、矛、剑等①。选择山坡、山岗、河岸边、洞穴以及一些荒山野地有什么特殊意义?窖藏坑中普遍都放置有錞于,又是为何?而该地区商至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却很少有錞于发现。西南地区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南方古代各族多信巫鬼,在山坡水畔祭祀时,常用铜鼓赛神、娱神。铜鼓作为祭器不能抬回家去,活动的最后一步就是随地挖一个深坑,将铜鼓就地掩埋。将錞于埋藏于地下,其意图当与西南地区埋藏铜鼓的意图大致相同。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作科学的解释,故信奉多种自然神抵,如天神、地神、树神、石神等,属于原始自然崇拜和巫教范畴。埋藏錞于的窖藏坑在河岸边的,很可能用于祭祀水神;在山坡、山岗上的可能是祭祀山川风雨、星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遇到战争等灾难时掩埋于地下的。
      2、云南的贮贝器
      云南发现的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青铜器,用来贮存贝币。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滇族墓葬出土的1件贮贝器(M12.26),体呈束腰圆筒形,两侧有耳。平底,下有三足。这是一件表现盛大祭祀场面的贮贝器。器上铸有100多个人物、牲畜。有人祭铜柱的场面:錞于和铜鼓悬空挂在一个木架之上,旁有一人,手执鼓褪。(如图22)
(图22贮贝器上的錞于和铜鼓)
 
     在湘鄂边境有杀人祀鬼的风俗,且一直流行。在上述的贮贝器的盖上有立体人物塑像127个:一幢干栏房屋,屋楼上正中坐着一个梳髻的妇女,后立一侍者,前面有5人列坐,右有3人列座,左右和后列铜鼓有16面。前面的楼梯上一人正持物而上,楼下有一马一人。楼下左右和前面置有铜釜,周围人物有骑马者、顶物者。顶箩者、顶罐者、持筐者、持盘者、杀牛者、杀羊者、抱鱼的、握蛇的、饲猪的,还有被裸体捆缚的、脚套枷锁的,边上有栓虎柱和栓豹柱,房后柱上巨蛇正在吞食一人,两边有大铜鼓。经研究,此表现的是一种诅盟的仪式。
      3、汉《大予乐》
     唐代贾公彦疏云:“錞于之名,出于汉之《大予乐》官。”錞于之名早在《国语》等书出现,故所言有误。但是,这却暗示了錞于与汉《大予乐》之间的关系。汉代太常所属有太乐令及垂,东汉改太乐为大予乐,置大予乐令及垂,仍属太常。《后汉书·百官志》:大予乐令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①《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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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华.三峡地区的“窖藏坑”—一种奇妙的古文化遗迹「J」//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5,3
 
 
书·礼仪志》刘昭注引蔡誉《礼乐志》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②从这段文字看来,錞于不仅仅用于战争中,同时也用于祭祀。这恰好与云南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祭祀场面是互相吻合的。另外,上海博物馆藏的蟠龙纹桥纽錞于,锈蚀严重,但在器身一面尚能辨认有铭文:“吉日庚午”、“用享以孝,子子孙孙永宝鼓之”,说明这件錞于曾用于祭祀。
 
 
       ()宴享、娱乐
     《周礼正义》疏:“‘以金錞和鼓,者以下,辫四金之用,皆与鼓相将,军事所用也。金錞于亦以和乐。”③在一些地区墓葬中也常见錞于与编钟、编磐、勾耀等旋律乐器同出。另外,山东洛庄汉墓14号乐器坑的錞于与钮两件乐器,发音和谐,呈协和的小三度音程。这更表明了錞于用于宴享场合前提的可能性存在。虽然錞于是否存在固定音高的偶然因素,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但是,无论它是否具有固定音高,都无疑能使用在宴乐场合中。而旋律将由于金錞的加入,音色也会愈加丰富。
       萧友梅认为錞于“到了宋朝它是仅仅用于舞蹈的。宋朝的錞比前期的(周錞)大得多也重得多,它由两人抬改为摆在支架上,以便撞击作响。元朝以后这种乐器不再使用。”腑到明代,个别地区仍有发现錞于,但它已完全变成了一种娱乐乐器,如《明府经遗堂全集·泅城府摇人献岁碑》载:“广西洒城府(近陵乐)族,每岁正月首偕诸寨人,诣府行献岁礼,击铜鼓、搏錞于,一歌百合。”战争总是要过去的。到了和平盛世,军乐器是被收藏起来,还是其功能性质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錞于作为一种青铜质的打击乐器,易于保存、易于演奏发声。有学者认为:“錞于的消失,必然与其复杂的演奏方式有关。”⑥然事实可见,錞于演奏并不复杂。錞于消失的原因,更可能是以另一种形制面貌出现,或由相类似但较之錞于更有优势的青铜打击乐器取而代之了。
        錞于从最初的军乐器和祭祀礼器,到民间的娱乐活动。完成了功能性质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正应顺了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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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哗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志第二十五,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5:3573.
②范哗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志第五,礼仪中.北京:中华书局,1965,5:3131.
③孙治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阳〕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902.
④迄今考古发现的錞于下限为东汉,未见此处及下文提到的宋代和明代錞于。所以,这些錞于可能是传世的。
⑤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某章节的“乐队人员分配总表”注释指出錞于是由六人抬着的。
⑥张维.失传多年的古乐器—錞于〔J]乐器,1985,4:24.
 
 
      二、演奏方式及声学问题
 
       ()无纽錞于
       晋宁石寨山墓出土的八人乐舞夔金铜扣饰(M13:65)(图23,图24),其上的錞于有盘无纽。无纽錞于是否存在?清代人梁思正编撰的((西清古鉴》收录的两个“素錞”中有一个素錞无纽。①从考古发掘来看,出土的无纽錞于极为罕见。惟有安徽宿县芦古城子的錞于以方穿代替纽;湖北省武汉文物商店藏一件汉代的无纽錞于。由于山东地区出土了有纽无盘的錞于,一些学者就认为有盘有纽为婷錞于的成熟形态,而有盘无纽式与有纽无盘式均为錞于的早期原始阶段。例如,熊传薪将錞于分了五期,其中第一期即是春秋时期,属于无纽阶段。李衍垣将錞于分为四型,第一型就是无纽錞于。这一理论明显缺乏说服力。
 
      乐器的造型与演奏方式直接相关。正如晋侯苏编钟的I式与H式的区别主要就在于I式有旋无斡,11式有旋有斡。斡的设置说明演奏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I式的植奏演变为11式的悬奏。所以如果存在无纽的錞于,那我们就得考虑它具有多种演奏方式。事实上,晋宁石寨山八人乐舞铜扣饰中下排第三人拍打的究竟是否是錞于,仍不能断定。仔细观察这个乐器,也仅仅是形状上与錞于相似,并不排除是另一种乐器。另外,錞于是青铜打击乐器,采取乐舞扣饰上的奏法,必然抑制其发声。相反地,如果是膜鸣类乐器,则顺应成理。所以,笔者认为晋宁石寨山八人乐舞铜扣饰下排第三人击打的更可能是一种鼓类乐器。至于湖北省武汉文物商店的汉代无纽錞于,经仔细观察,很可能是虎纽脱落所致。从铸造角度看,錞于的纽和体为二次铸造。即其虎纽是预先铸成的,然后再铸簿体。虎纽与錞体是铸焊在一起的,故纽容易与筒体分离,造成“无纽錞于”的假象。故笔者认为,“无纽錞于”属于偶然现象,錞于的无纽阶段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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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清古鉴,梁思正于乾隆十四年奉救编撰,共四十卷。以器形分类,按时间先后,著录清宫所藏古鼎、尊彝等1529件,每件器物都墓绘图形、款识。此书所收间有伪器杂入,但摹绘精确,毫厘不失。
 
 
      ()声学性能
      1、纽、盘的作用
      作为乐器,其形制与音乐性能息息相关。錞于有纽,可以吊悬击奏。悬挂部位和器身接触少,錞体的振动就较为自由。从音乐声学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做就减少了振动阻尼,使得振动能量达到最大,音响效果就好。盘的设置不但给人以美感,更使得悬挂部位与敲击部位分离;中空、壁薄的圆筒或椭圆形筒体,起着共鸣的作用。
      2、最佳的敲击发音部位
       錞于的肩部多有缺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肩部是敲击辟于的发声位置所致。实则不然。李纯一先生曾经对湖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和郑州市博物馆的多件錞于进行过测音。测音发现,都只能发单音,而且都是以敲击腰下鼓部发音为最佳。敲击部位其实在口沿之上,筒身的偏下位置。发生原理其实是与钟是异曲同工的。出土的錞于中有一部分在筒体上接近口沿处,有涡纹、小鸟纹。如丹徒王家山虎纽錞于,浙江海盐黄家山原始瓷錞于C纹。这可能具有指示敲击点的作用。
       3、振动模式
       錞于的声学性能应和钟相近,是“类板体”的“壳振动”乐器。錞于的振动模式属于板振动。在全面振动的同时,也作各种分片振动。全面振动产生基音,而分片振动则产生各种非整数倍倍音。各倍音与基音不相协和,因而所发音便没有确定的高度。
      体振发音中的板振动,依板的材料(金属、木质等)和形状(平面、隆起、弯曲等)而异其振动状态。圆形和方形的平面板的振动,与膜振动相似,在作全面振动的同时,作分片振动,分别产生基音和非整数倍倍音,各倍音与基音是不协和的。以板振动为发音体的乐器(锣、钱等),由于形状各异,使分片振动的状态和非整数倍倍音的倍数等各不相同;它们都没有确定的高度,却具有特殊的音色①。
     4、测音问题
      有学者对錞于做过测音,采录到了一些数据。例如,李纯一《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和幸晓峰((四川境内出土或传世辟于述略》。后者文中将四川地区14件錞于有可能得到测音的都列出来了。所得数据如下:#e+50、g一10、f1+45、f1+45、d2、bB一25、e一30。錞于是一种非定音乐器。从它的频谱可以知道,基频不明显。所以对它作这样的音频测量,看不出其有何学术用意,也看不出这样的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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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缪天瑞.律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2
 
 
       ()特殊的演奏方式
        1、悬奏水上
      《南史·齐始兴简王鉴传》①记录了四川广汉什郁族人段祖“以錞于献鉴”的故事:“时有广汉什郁人段祖,以錞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三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悬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这是利用声学共鸣的振动以扩增音量的方法。
       文献中有记录铜鼓用此方法。《蜀中广记》引《益部谈资》说:“诸葛鼓,乃铜铸,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村,边有四兽,……悬于水上,用栖木褪击之,声极圆润。”②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铜鼓,“或积水瓷中,盖而击之,声闻十余里外”。③但这种演奏方式已无从查证。
       2、“就击于地”
       唐兰在《古乐记小记》④中谈到錞于:“宋时乐工就击于地,非也。’,平置于地面的敲奏方式,因与地面或台面接触,声音得不到有效传递,故其明显不合情理。可见錞于至于宋代,人们对其乐器性能和演奏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隔膜。《容斋续笔》因云:“今乐府金錞,就击于地,灌水之制,不复考矣。”⑤
 
        三、组合分析
       ()自成组合
       錞于以单件出土为主,也有多件组合,因每个墓葬、窖藏情况而异。2件同出的有:1978年出土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两件锌于;1956年7月出土于沪溪县潭溪镇大破流村出土的战国錞于;1983年3月湘西吉首窖藏虎纽錞于。3件同出的有:1984年丹徒县大港北山顶春秋晚期吴国贵族墓葬辟錞于;1985年4月发掘出土的丹徒县谏壁镇东南的王家山东周墓錞于。4件同出的有:湖北株归下马台虎纽錞于;1981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县窖藏錞于;1962年贵州松桃县出土5件虎纽錞于。同出10件以上的有:无锡鸿山丘承墩越墓出土10件原始瓷錞于以及湖南石门县新关镇安乐村熊家岗窖藏坑发现的15件青铜錞于。同出一个墓葬或窖藏坑的錞于,大小有序,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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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延寿.南史〔M〕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6:1087.
②曹学侄.蜀中广记外六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③李育中,邓光礼等注.广东新语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5.
④唐兰.古乐器小记〔J」.燕京学报,1933,14:84.
⑥洪迈.容斋续笔仁M〕卷十一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子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一致,是否能称“编錞于”?笔者认为,同一批錞于虽然大小约略呈序列关系,但与同样大小有序的乐钟有本质区别。雨钟、纽钟有固定音高,形制上的大小与音高是密切相关的。錞于为不定音高的非旋律乐器,形体的大小,可能有音量音色方面的变化,但并非形成乐音的序列。况且,所谓的“编錞于”,在形制上也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序列。所谓“大小有序”的说法并不存在。
       ()与其他乐器组合
       1、鼓錞相望
       (l)文献记载
       鼓作为军用乐器,在周代的战争过程中最为常见,先秦诸书中屡见记载。如《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折”的说法。鼓声是战争过程中进攻的信号。《荀子.议兵》所说“闻鼓声而进”,《管子·兵法》所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于此可见,鼓作为军事乐器,在战时极为重要、不可或缺。
       史书中錞于与鼓常常同时出现,如《周礼。地官》载:“金錞和鼓”。《淮南子·兵略训》:“鼓、錞相望”。《国语·晋语》:‘,(晋灵公)乃发令于大庙,召军吏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王念孙曰:“钟鼓、錞于、丁宁皆战所必用,不得以钟鼓属伐,以錞于、丁宁属展,以示明之。”云南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塑有铜鼓和錞于悬于一架同奏的情景,这都说明鼓、錞两种乐器结合使用为普遍现象。既然鼓有等级,那么与之相和的錞,在金錞、金镯、金饶、金铎这“四金”中也可能是有等级的。
      另外,錞于与铜鼓也配合使用。清代的《晋义熙铜鼓考》曰:“洒城府摇人,每岁正月首诣府县献岁礼,击铜鼓、錞于,一歌百合。’,①有学者推测:直到宋代,广西瑶族尚保存铜鼓与錞于合奏的风俗。②说明尽管到了东汉,錞于逐渐退出了舞台,但是在个别地方还有所遗留。
       (2)武舞中的组合
      《宋史·志·乐》描述了这样的武舞场面:武舞服平巾债,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旅居前;执轰、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价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古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轰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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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士琳.晋义熙铜鼓考[M」//续修四库全书.11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李衍垣.辞于述略[J〕.文物,1984,8:70.
 
 
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推而咳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贪迁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次为一伐,四伐位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尾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形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轰、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饶,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
       (3)《山彪镇和琉璃阁》中的“鼓錞之制”
       有学者称河南山彪镇1号墓出土的“水路攻战纹”铜鉴上面刻有錞于形象。据笔者查阅,郭宝钧《山彪镇和琉璃阁》①一书确有两处提到了錞于。一是第23页“水路攻战纹铜鉴纹饰”。书中说:“丁宁、錞于,正侧生在鼓附的上面。”二是该书第65页中提到河南辉县琉璃阁一号墓的舞乐狩猎纹奋(l:51号)时说到:“錞为錞于,抖峙鼓附上,与山彪镇水路攻战纹鉴鼓錞相同。鼓右一兽,张口竖尾作欢舞姿势。兽右上横一绳索,系挂两个(就可见者说,应不止两个)若编钟之类的乐器,但又不似钟形,而似囊形,或者就是搏扮。”笔者仔细观察了这两幅纹饰图像,认为该纹饰上所斜置鼓跄上的,并不是錞于。至于是否为丁宁或者其他器物,无所考证。山彪镇发掘于1935年,发掘资料较早,另外铜鉴上的刻纹原本就不是很清楚。故该材料不足为信。
       2、錞、证和鸣
     《国语·晋语》卷十一:“赵宣子曰:‘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擏其民也。”,韦昭注:“丁宁者,谓枉也。”《国语·吴语》载:“王乃秉袍,亲鸣钟、钲、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知以振旅,其声动天地。”从出土情况看,安徽宿县、江西修水、四川涪陵、湖南叙浦、广东连平、洛庄汉墓都同时出土了錞于、钮。汉代,錞于、钲、铎同时使用可以以湖北马王堆的遣策可以为证。王子初认为:“錞于和枉同墓共存,这在以往巴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多有所见。如涪陵小田溪、神归天灯堡。春秋战国时期,地处蛮荒的吴和巴的军乐器錞于、铜钮相配,可能已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较广的组合规范。与錞于、铜枉相配的,或是扁钟(巴),或是铜铃(齐),很可能只是一种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洛庄汉墓将錞于、钲与一件铜铃悬挂于一架,说明汉初仍是在继承着先秦的传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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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宝均.山彪镇与琉璃阁[R〕.北京:科学出版社考古专刊,1959,9
②王子初.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仁J].中国历史文物,2002,4:9.
 
       ()组合方式与地域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到,錞于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例如在山东一般与钮、铜铃结合使用;在川东、湘南、鄂西的巴人生活地区錞于一般与扁钟、钲组合;在江苏地区辟于一般与勾耀、编搏、鼓同时使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已经将扁钟认定为巴人典型器物;而勾耀,一般来说可认定为吴越人的器物。
 
 
                                第四节錞于的文化属性
   
      考古发现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信息,也反映了大量的社会和精神的信息。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也反映着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①。产生于春秋、盛行于战国、淡出于两汉的錞于,提供的远不止仅为一件乐器那样单纯的信息,它也是一段历史、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同地区出土的錞于具有独立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恰好与该地区、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一、族属讨论
      关于錞于的族属问题,前期学者观点大致可归为四类:一,錞于为古越族乐器二,源自东夷。三,錞于乃巴人之器。四,非单一民族器物。
     ()越族
     傅举有《古代越族乐器》一文,从纹饰、分布地区、出土地点、錞于的发生发展等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錞于为古代越族的乐器。錞于是古代越族乐器,且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的百越地区。其他地区的錞于是从百越地区流传过去的。②錞于的纽式不局限于虎纽,还有很多其他纽式;以虎形作纹饰的也非只限于巴族。熊传薪认为最早的錞于是吴越錞于。战国时期,由于各族文化的交流,錞于逐渐传到了中原六国,并被广泛使用。如山东一带有以錞于为地名,以錞于(淳)即錞为姓者也出现了,这说明齐地当时铸造錞于非常盛行。
     ()东夷
      徐中舒认为: 錞于的主人是东夷,而齐地是我国最早使用錞于的地区。“山东半岛一些地区似为錞于的重要原生地,其主人可能即为东夷。”认为錞于的传播路线应是自东往西,“从中国的黄河流域逐渐推衍,錞于传播到了中国的长江流域。”③在《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纽錞于》中根据出土的錞上有二“王”字,推测小田溪二号墓的墓主人是巴部族的一个酋长。錞于、錞于应出于同一语源,其初应先有錞于乐器,周人因造作或擅长此乐器,遂名其地为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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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12:2(导言)
②傅举有.古代越族的乐器一一搏于[J〕.民族研究,1983,5:79.
@徐中舒.辞于与铜鼓[M].社会科学研究,1980,5期:19.
     
      ()巴族
      林奇、邓辉的《錞于邹议》①从錞于的器型特征及其用途、类型及分期分布、
錞于的演变及其文化属性探讨几方面论述。关于族属,文中最后的认识为:“根据錞于的文化属性,大致可以断定为巴民族的遗物。”
幸晓峰《四川境内出土或传世锌于述略》一文结论归纳为:虎纽錞于源于古代巴族,作为族属重器和信物。虎纽錞于主要用于战争或诅盟等重大礼仪活动。虎纽錞于盘面纹饰丰富,复杂,涵义深刻。
       ()其他观点
       童恩正认为:在重庆等巴人的中心地区并没有大量錞于出现,大量出现錞于的地方在川东。赵小帆《试论湘川黔边界地区出土的虎纽錞于的族属问题》②文中,他认为“巴人”有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巴国疆域广大,极盛时地跨今天的湖北、四川、湖南、贵州等省。这个区域曾居住着若干民族。因此笼统地称虎纽錞于即是巴人之器似乎不够合理。他认为蜒族才是虎纽錞于真正的主人。
      刘建国在《试论錞于的类型和分期》他认为錞于的流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时期,主要分布于山东半岛至长江下游地区,这是东夷民族活动的范围。二是战国时期,主要分布于长江与珠江之间,这是百越民族活动的范围。第三阶段是汉代,主要分布于黔、川、鄂、湘交界地区。是巴人活动范围。李纯一指出浙江绍兴和广东连平彭山的可视为属于百越文化系统;江西修水曾家山和湖南沪溪、湖南常德的可另归为一系。李先生认为錞于是由东夷传入百越地区的。
王子初在《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文中谈到:“……虎纽錞于是古代巴族人的典型用器……除了巴族的虎纽錞于之外,其他錞于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盘桥纽(或兽纽) 錞于,一种是无盘圆首的环纽錞于。这两种錞于主要流行于吴国、齐国及其周围地区。有盘桥纽(或兽纽) 錞于,以往见于江苏丹徒北山顶錞于,还有安徽寿县蔡侯墓中的蔡国錞于及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的1件许国錞于。山东地区所见,有临沂后明坡錞于……洛庄出土的是无盘圈首的环纽錞于③”
        二、出土地域文化分析
      以上各家所说,究竟哪一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这首先需要考察③于出土地域文化特点。任何一种音乐现象(包括乐器的产生、制作、流传等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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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奇,邓辉.锌于当议[Jj.江汉考古,1987,4:66.
②赵小帆.试论湘川黔边界地区出土的虎纽裤于的族属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95,2:54.
③王子初.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物,2002,4:9一10.
 
们的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了解音乐现象的背后,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绪、意志和愿望,从而影响着人们的音乐活动。199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即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就己经显露出来。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体现出其地域特征。山川是阻隔文化的天然屏障,而江河是传播文化的天然渠道。各式后,因于的出土,必然与其出土地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齐文化地区
     山东历史悠久,能够推前至四五十万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该地区呈现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一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其中大坟口文化、龙山文化,都属于同期中国其他地区文化中的佼佼者,对中原仰韶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个地区的土著民族,大约于夏朝时被称为东夷人,他们在商周时期与华夏族关系密切。在周代分封制下,周公姬旦被封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建立了齐国。在“因其俗,简其礼”、“尊尊亲亲”和“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策略之下,两国逐渐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国力雄厚的经济大国,同时也成就了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和翟下学宫的兴盛为标志的两个文化高峰。除齐鲁两个大国之外,春秋战国时期在山东地区还有很多小国,如莱、营、向、祀等。在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文物资源自然也就丰富多样具有代表性的笛柄杯、蛋壳陶工艺超群、构思独特,都是极品之作!如果将周分封以后的齐鲁两地的文化称为齐鲁文化,那么,齐鲁文化实为东夷文化的延续。临淄是战国至汉齐国的都城。齐国音乐在先秦时期尤为发达,且独具特色。《战国策·齐第一》曰:“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蹄蹄者”。齐国在汉代经济军事实力雄厚,对周边的小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山东出土的后,因于,其地望大多在齐或齐的附近。如临淄、沂水、章丘和临沂等。所以所谓的“齐鲁文化”主要是齐文化。
另外,山东虽然出土后,因于数量不多,但属于出土后,因于时代最早的地区。可见这里是探讨錞于形制、起源及相关问题的关键地区。这里所出的錞于形制出奇的一致圆首、无盘、环纽,纹饰简单。显然,它们明显有着自己的体系。2000年2月济南章丘洛庄汉墓錞于出土,至此山东地区共发现了6处共计7个錞于。洛庄汉墓錞于的出土,一方面补充了山东汉代錞于的实例。另一方面,由于是科学发掘出土,随葬器物具有相对准确年代。山东当地出土5件錞于,皆为环纽錞。虽然另外2件为虎纽錞于,但后者均非当地出土,而是流传至山东的异地器物。不难看出,山东地区出土錞于鲜明的造型特色,表明这不应该是巧合,它们的确自成体系。它为先前认为錞于发源于山东半岛,是东夷人创造、是齐文化遗物的观点提供了物证。
      还有一个旁证:山东有个州国,姜姓,都于淳于(今山东安丘东淳于村),故其国又称淳于。地理位置上与今山东潍坊市很近。《水经汉水注》载:‘,(汉水)又过淳于县西,又东北入于县……”周武王以封浮于公,号曰淳于国。”至春秋初期,周国国势已衰,处于邻国的威胁之下。淳于后成为祀国国都,可能是被祀国所灭。①淳于还被作为复姓,在战国山东出现。“淳于”可通于“錞于”,《周礼·春官·小师》陆德明《释文》:“錞,音淳,本或作淳。”很可能由于“淳于国”善于制造錞于故有此名。可见婷于在此的深刻渊源。
       ()吴越地区
      从考古学角度看,吴越文化是个整体。但是,吴越文化又是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下的“族”文化概念,如在今江苏称之为吴越文化,在浙江称之为越文化;在江西,两者兼而有之。越族在空间(地域)上的广泛分布,较之吴族文化其扩展面更宽泛。然而两地接壤,接触频繁,两支文化因素早已水乳交融。《越绝书》有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笔者在本文中,亦将吴越视为统一的音乐文化区。
      西周时期,茅山以西的宁镇地区为吴文化区,茅山以东的太湖地区是越文化区,二者径渭分明。大约从春秋早期开始,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明显的越化倾向,而太湖地区则受到吴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二者逐渐融合趋向一致。渐渐的这两支同属长江文明支流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已经难以区分。
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其地理范围指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故吴、越的青铜器山西、浙江、湖南都有发现。战争、联姻、杂居,各诸侯国你来我往,小的地域特征在这些过程中逐步被打破,民族融合才是大势所趋。在宁镇地区逐渐组成了个大的文化群体。而出土的文物也正说明了这点。这个地区出土錞于主要有丹徒北山顶3件、王家山3件;安徽地区有宿县、寿县、阜阳各一件。其中,北山顶錞于被称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吴国錞于”、“最早的有盘虎纽錞于。”北山顶3件锌于大小相次,成一组,造型基本一致。被视为吴国錞于代表。但由于这个墓中还有部分是徐器(钟、磐),有人认为錞于或为徐人器物,或因徐人的媒介作用,由北而南,在春秋晚期进入到了吴越地区。
      笔者认为北山顶錞于并非徐器。首先,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的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均表现出吴墓风格。②该墓主为吴王余昧,时代为春秋晚期,即公元前527年前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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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坐璋主编.山东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458一459.
北山顶春秋墓是吴越地区所发掘的较大的墓葬。该墓为一刀形墓,上有大型封土,一侧有墓道,墓内有三个
附葬人,出土大量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乐器有编钟12件且带有铭文、婷于3件、编磐12件。
 
次,北山顶的一组器物正与《国语》中的不谋而合,可见所出錞于是吴器,而不是徐器。第三,北山顶錞于与安徽的宿县、寿县錞于在形制相似,具有如肩部微鼓、束腰、口部微侈、直立浅盘、纹饰简单古朴等特征。
       北山顶錞于应该是吴国锌于的典型。但在地理位置相近的王家山出土的3件錞于,圆首无盘且向一边倾斜,呈不对称形制。在腰际尚有人面纹饰、兽纽。无论从形制还是纹饰,都与北山顶錞于相距甚远。圆首无盘的特征,更近于山东齐文化的錞于。而两地相距甚远,形制却有相似,原因尚待考证。宁镇地区自古以来都是我国长江下游南北交通的要塞,加上宁镇和皖南地区铜锡产量丰富,是商、周王朝的重点掠夺对象。所以不能排除王家山3件錞于可能受到齐文化的影响。越和吴的錞于在形制上有近乎一致的地方。例如:纹饰较为朴素,多为桥纽。
       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出土原始瓷錞于10件,与浙江海盐县出土的原始瓷錞于,从形制纹饰到出土情况几乎完全一致。这些越墓出土的辟于均上大下小,顶部有盘,双沿,绳索纹。盘面有小圆孔。纽分桥纽和动物形纽(虎、蛇)。肩外凸,束腰,有的为直筒,有的近口处稍外侈,于口平直。纹饰简单,有C形纹、波形纹、网格纹、直棱纹。伴出乐器均为征、勾耀、编钟、搏等。而从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基本生活用品的形态、仅见麻布纹和米字纹等纹饰以及器物的组合关系,根据长江下游土墩墓的分期,其年代应为战国早期。
       另外,湖北通山太平庄出土的春秋时期桥纽錞于,从它的形制看,很可能也是源于越族。同时,通山这一带曾经是扬越人生息之地。古代的越族,史称“百越”,亦称为粤、零、戊,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群体。文献记载的越,曾有于越、杨越、欧越、东越、东匝、闽越、骆越、干越、南越、越章、越常(裳)、越售等称谓,而百越中文化最发达的显然是于越。在广大的越文化区域有那么多青瓷錞于出土,不能不考虑到錞于这种古老的乐器在越的深刻渊源。笔者有理由认为,吴越,尤其是越,应该也是錞于发源地之一。上述山东的齐文化区域并非是錞于唯一的发源地,錞于发源应该是多元的。
        越地出现大批錞于,均为青铜器的青瓷仿制品。这显然是专用于殉葬的明器。为何仅在越地出现如此大量的明器?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如编钟,很少发现有明器,明器这种现象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以往,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象征贵族身份地位的礼乐器,其制作和颁发权,中央政府已难以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逐渐强盛起来的贵族,可以自己制作超越于自己身份的礼乐器;社会的变革,有部分贵族没落了,但还要维护自己旧日的地位和排场,一些象征性的代用品出现了。这么一批原始瓷乐器作为明器陪葬的现象出现在越地,一方面说明越族对其钟爱;另一方面也说明,该器物在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同编钟之类乐悬礼器异曲同工。原始瓷制作仿铜礼器、乐器作为随葬品,是越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吴越的军事力量一度十分强大,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强大的军事力量,应该包含了种类丰富、使用频繁的军乐器,錞于正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巴蜀地区
       湖南、湖北两省是全国錞于出土最多的地区,且多数是虎纽錞于。湖南发现的錞于,主要集中于沉水流域,即湘西的淑浦、龙山、沪溪、慈利、常德、大庸、桃江、石门、靖州、安化等地;湖北则主要集中于长江南岸的清江(古称“夷水”流域,如株归、长阳、松滋、恩施、建始、咸丰、利川、巴东等地,都有大量錞于出土;另外,川东的也有不少出土。那么这个时期是谁在这里生活?大量的虎纽錞于又传递给了我们怎样的讯息?这一带应是古代巴人的聚居之地。巴国在殷商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河南安阳殷朝都城遗址中的甲骨刻辞上刻有“巴方”二字。巴族参加过武王伐封的战争,《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也。”战国以后,楚人向西拓展,巴人被迫向西转移,先迁都到涪陵,后迁都到江州(重庆市区),得到了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但后又继续被楚所迫迁都到垫江(合川)、间中。直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巴国才为秦国所灭。唐代梁载言《十道志》曰:“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沉等五溪,各位一溪之长,号曰五溪。”这段文献讲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楚灭了巴国,大量的巴人从川东流入湘鄂西一带。到汉代这些巴人被称为“武陵蛮”或是“五溪蛮”。而吉首、松桃、都属于这个地域范畴。涪陵小田溪战国2号墓出土过2件錞于。涪陵古称积,战国时代是巴国先王陵墓所在地。西周, 间,至春秋中叶,不断东出襄阳,与楚、邓争夺汉水以东之地。湖北稀归天灯堡錞于;万县甘宁虎纽錞于;贵州松桃出土錞于5件;吉首出土的4件錞于属于东汉遗物。吉首与古代的“巴子国”毗邻。属于五溪地域范围。在湖北清江附近的稀归、长阳、松滋、恩施、建始、咸丰、利川、巴东地区有大量出土錞于。清江,古称夷水,发源于湖北恩施县境内,流经的地域是历史上的巴文化区域。这个地区今天仍聚居着巴人后裔土家人。古代巴人的文明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今天,考古学家更多的是依据出土的巴人青铜器去解读他们不为人知的世界。錞于作为一种典型的巴人器物,恰好提供了其文化传统习俗和审美情趣的重要物证。
       巴族与虎的关系密切。传说巴族的祖先“凛君”死后变成“白虎”。《后汉书。南蛮西南列传》载:“凛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祀焉。”唐人樊绰《蛮书》卷十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虎的造型出现在巴人许多青铜器上,如兵器戈。传说故事、文献记载都将巴族与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土家人在今天祭祀死去的亲人时,跳丧者仍仿照老虎的跳跃、摆尾、洗脸动作,而口中的歌词也是关于虎的内容。以人祭虎的习俗据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仍有发生,今天的巴人后裔只是象征性的在额头上划出血口子,以祭白虎。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清江段,世居江岸的土家人仍时常在船中举行祭拜活动。历史以一种深刻的记忆方式,使许多古代民族的宗教观念、信仰、习俗具有了超乎于寻常的生命力,这正如他们种族繁衍的生命力一样。
       所以湘西、鄂西、川东、黔东地区的錞于,有自己共同的风格特征。如清一色的虎纽,立虎栩栩如生;直筒且筒口内敛;巴人特别的纹饰和许多锌于盘内刻有的巴式图语等。这一切,真实地反映了与巴人文化息息相关的文化内涵。由于虎纽錞于数量大,形制统一,风格鲜明,很多学者甚至认为錞于就是源于巴人,是巴人创造的东西。
 
 
结    语
       本文搜集了迄今考古发掘、发现的錞于150件,其中包括了无锡鸿山等最新考古发现,对錞于这一主要流行于春秋至战国时期、汉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青铜乐器,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初步得到以下的认识。
       () 錞于的地域文化特征鲜明,其主的要使用者是古代夷、吴越和巴等民族。根据现有的资料,辟于可以分为如下三个系统。
      1、中原系古人常将“中国”、“中州”用作中原的同义语。《辞源》在解释作为地域名的“中原”时,也说:“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较先进的华夏族自视文明,自称中国,以别于四夷。一些夏、商时期尚属夷蛮狄的周边地区,随着华夏文化的传播,成康之世的分封,也纳入中原文化区。实际上两周时期的中原地区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还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
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錞于的主要代表为山东等地。这一系出土的錞于包括:山东沂水刘家店子錞于、临淄齐王墓錞于、洛庄汉墓錞于、陕西咸阳塔儿坡錞于、韩城梁带村錞于等。
       其时代主要集中于春秋,重要的形制特征为圆首无盘,纹饰简单。其功能,常用于军旅、祭祀和宴享。
       2、吴越系这一系的錞于主要出土于江浙皖地区。已经出土的包括:安徽宿县錞于、安徽寿县錞于、安徽阜阳錞于、江苏丹徒北山顶錞于、湖北通山太平庄錞于、江西修水錞于、广东连平县錞于。后3件錞于应为吴越地区传入。
其时代主要集中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其中最早的为安徽宿县,最晚的为战国早期的浙江海盐黄家山原始瓷錞于。主要的形制特征为直立短沿盘,横截面为椭圆形,口部外侈。纽多为桥纽、少量为虎纽。其功能,常用于军旅、祭祀和宴享。
       3、巴蜀系这一系的錞于主要出土于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如涪陵小田溪錞于、秘归天登堡錞于、湖南淑浦大江口镇錞于、湖北建始二台子錞于、贵州松桃錞婷于等。
        其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晚期至汉。可以分为两期。以在秦、楚相继占领巴地(约公元前361年),一部分巴人迁往今湘西、鄂西一带为界。第一期,战国至西汉。以涪陵小田溪出土錞于代表。第二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显著的形制特征为器作椭圆筒形,肩部突出。侈盘,盘中立一虎纽。器壁较薄而无纹饰。盘内多有鱼、船、回形、手心、虎、云、椎髻人首之类的图案纹饰。其功能以祭祀为主。
       () 錞于的起源是多元的。至少古代的东夷人和吴越人均是錞于的较早使用者,并且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巴人的虎纽錞于出现较晚,虽其使用面广量大,延续时间长,且形制自成一体。但其与越族錞于关系密切,应是从越人手中继承而来,并发扬光大。
       () 錞于多与钲、编钟、勾耀等乐器配合使用,结合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可以认为其主要是一种军旅乐器;但它也常用于宫廷的礼仪和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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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錞于网  作者:陆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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